郭讷言

　　２月１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陈满故意杀人、放火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告陈满无罪。从１９９２年被判死缓至今，陈满已失去自由２３年（２月2日《人民法院报》）。

　　“错案”得以纠正，无疑彰显了司法理念的进步，也不可避免地反衬出涉案司法人员的失败。关于该新闻，网上不乏“民意”的鼓噪与喧闹：“让当年所有办案人员关２３年”“对办案人员又该‘自罚三杯’式的警告了”……诚然，２３年的冤狱无法用可能得到的国家赔偿衡量，但我们应当以理性的态度，回溯到当时的司法制度下审视该案。

　　侦破案件，如同捡一面支离破碎的镜子，能捡起的碎片越多，就越能让这面镜子“破镜重圆”露出原貌。然而，由于人类智慧与科学技术的有限性，加之案发现场条件、所留痕迹优劣等因素的限制，有时候侦查人员很难捡全这些碎片，客观事实的“真相”在案发之后不可逆转，司法只能用证据来还原法律事实的“真像”，有时一些案件甚至成为“疑案”“悬案”。

　　回头检视本案，公众可能会认为“公安机关太不负责任了”。事实上，公安机关非但不是不负责任，而是负责任“过了头”。在当时“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司法理念下，这些“错案”的承办人往往是正义感“爆棚”的人，有着“疾恶如仇”的打击犯罪意识———如果没有正义感与责任心，一个混日子的警察才不会在乎案件能不能侦破。

　　而当时公安机关“命案必破”的要求也为这样的“过犹不及”错误提供了支撑。这种社会影响大的命案如果破不了，就无法向公众“交代”，于是证据不够口供凑。本案中，陈满的口供多次发生矛盾，虽然案件的追责程序还没有启动，但不能不让人对本案在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产生怀疑。

　　也许有人会说，检察院、法院为何不仔细一点，及时发现这些证据疑点。知晓法律的人知道，该案如果证据确凿的话，显然是一起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而事实上，当时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陈满死缓的情况下，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就以原判对陈满量刑过轻，应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为由提出过抗诉。

　　现在看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初的判决显然“留有余地”，在证据不够扎实的情况下，从轻判处，为“刀下留人”留了一条后路。这种做法有违“疑罪从无”原则，但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几乎是一种常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抗诉，虽然对比今天的无罪判决有点“不够彻底”，但至少“陈满案”没有错得无可挽回，对陈满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一起错案需要从各方面深度而严苛地拷问。陈满不幸成了司法“试错”的标本，这个“错”不仅是案件承办人主观之错，还有当时制度之错、理念之错的叠加。陈满也许会问，“为什么试错的人是我？”，而事实上，当时的案件承办人可能也在反问，“为什么试错的人是我？”

　　检察机关从当初抗诉要求判处陈满死刑立即执行，到现在抗诉要求对其判处无罪；法院从当初判处其死缓到现在判处其无罪，体现了司法有错必纠的理性与担当，其背后并非某个机关或者某个案件承办人态度的转变，而是司法理念的一次拨乱反正。笔者以为，这是陈满用２３年青春换来的最珍贵的东西。

　　“不放过一个坏人”与“不冤枉一个好人”听起来都非常正确，但放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放在只能用证据还原的“真像”中，则如同跷跷板的两头，公众与司法机关所要做的是尽量让它维持平衡，而不是铆足了劲儿抓一边。不过，对舆论来说，喧嚣之后，还是把“错案责任追究”交给相关机关，而不是进行一场非理性的“民意审判”。司法已经纠偏，民意且莫走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