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伟

　　因为唯一的１８岁女儿得了肾病，高红与雷锋两口子欠下十多万元的外债，但几天前，女儿还是不幸离开了人世。他们说，“有人劝俺找社区吃低保。自己能干的事儿，就不麻烦国家了！把钱省下来帮助比俺更困难的人吧”（２月４日《河南商报》）。

　　个人生活困顿，却不愿意向国家寻求帮助，哪怕自己有这权利，很多人将高红夫妻的选择视作高风亮节，但这种权利的放弃与让却，究竟值不值得提倡？如果从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来说，任何一项权利选项，都无可厚非。但从权利本身来说，这不是值得鼓励的一种做法。

　　若因为怕“麻烦国家”，就放弃了国家本应给予的帮助，并不明智。一方面，这其实是“逼”国家于不义，使得国家无从对需要救助的群体，给予应有的帮助；另一方面，若每个人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在其无法获得更好的幸福保障之际，也会拉低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

　　更何况，谁更困难，谁更需要帮助，不是一种主观的臆断，而需要客观的评价。如果每个急需国家帮助的人，都认为自己不是“更困难的”，那么就容易导致大量的本应由国家兜底的群体，错失机会而被政策所遗弃。有时候，权利的获得与保障需要自己争取。因为你为自己争取权利，其实也是在为别人争取权利。只有当所有人的真实诉求表达出来之后，政府才能在公共服务和公共决策上，更加科学而合理。

　　有的困境并非靠自己就能摆脱，借助于外力或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不麻烦国家”，国家就可能把你真正疏忽，而对一个人的疏忽，就可能导致对一个群体的疏忽。个体与国家之间，其实是毛与皮的关系，当个体的权利不能得到真实的表达和有效的满足，其实就无法激活国家的担当，也无法促进社会的进步。因为社会和国家的进步，离不开个体权利的表达和实现作为促进手段。

　　由此来说，高红夫妻“不麻烦国家”固然可敬，却无须提倡。他们应该明白：有时候为自身权利的利己，也是一种辩证的利他，只要符合政策，该“麻烦国家”就得“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