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 子

   我的大学有些奇特，叫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近些年改名为国家开放大学。有学校却看不到老师，只是从广播里听老师的声音，后来渐渐能在电视上看到老师的身影了。学校没有围墙，校区却异常广阔：能收到无线电广播讯号的全是它的“地盘”。我读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首届。

　　１９８２年的一天，从技校毕业且已经工作的我，偶然听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招生。我的大学梦被点燃了。

　　然而报名时需要递交证明，这是政审的一种方式。我当时工作的国营汽车站，支持职工业余进修，但开证明需经所在部门领导同意，以保证不影响工作为前提。报名后，除了消化电大提供的复习材料，我到处搜罗资料，开始复习迎考。记得彼时三五好友经常聚在一起，自称“互助组”，恶补“墨水”。

　　不久参加严格的招生考试，达到录取分数线的不多。我也没有达到，因此不能成为正式学生，只能作为单科生，与旁听生一起参加学习。但按照规定，只要通过每科考试，完成学分也准予毕业。

　　听课开始了———不是上课，上课得在课堂。电大在我所在县城设有一个工作站，有教室，但我们只有当单元结束上辅导课时，才允许去那里上课，平日里在所在单位听收音机。虽是业余性质的学习，播放教学录音却在上班时间内，这着实让我们犯难。同学林亚耀是县城国营点心店的职工，他只得一边揉面，一边用录音机将老师的讲课录下，待下班时细听。有个同学是汽车修理工，人常常钻在车底下，只好把收音机搁在汽车大梁上。杨朝云是国营通用机械厂的职工，上班前打开收录机收听讲课，离上班５分钟就按下录音按钮，然后一路狂奔去工厂上班。晚上下班打开录音机，接着听完没有听过的部分。当时的磁带大多只有６０分钟时长，只能录课程的上半部分，杨朝云于是想方设法从上海买来９０分钟的磁带。可９０分钟的磁带较薄，容易轧带。轧带后不得不花时间小心翼翼地拆卸下来，剪去折皱部分，用透明胶带粘接上。之后，他又动脑筋用闹钟改装成钟控开关，９０分钟后能自动关机。

　　那会儿我在汽车站的货运站做调度员，整个县的货车只有七八辆，全集中在我们站里。这七八辆货车承担着全县的公路汽车货运任务：将县境内的余粮、柑橘、生猪、毛竹、树木、陶器往外运，将百货商品往里拉。因此，小小的调度室十分热闹：货主、驾驶员进进出出，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我将办公桌的抽屉拉得半开，里面暗藏一只收音机。通常一边与货主、驾驶员电话交谈，一边听课不误。偶尔站长会冷不丁地出现于门口，我马上悄悄把抽屉推拢。我有一“独门”学习法，将题目和答案抄在小纸条上，抬头可见的地方到处贴一张：办公桌边，床头，饭桌前，书橱上，甚至喝水的茶杯上。就在这间繁忙的调度室里，我写起了小说，有一篇还有幸被《人民文学》杂志刊用。    

　　回想我们的大学生涯，只闻老师声音，不见老师身影，个中滋味难于言表。因为没有辅导老师，遇到难题只能自己啃，自己破。据说同学史久志在写论文时，对１９８１年版《鲁迅全集》《呐喊》一书的一条注释存有疑问，就写信给鲁迅研究权威、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唐弢，后来竟然得到唐弢先生的亲笔回信。试想，若是全日制大学学生，教授、辅导老师天天见，谁会去叩全国名家的门？

　　我的电大岁月，那些梦想纷飞日子，一群奋发有为的学子，汇聚成共和国拨乱反正时期一股昂扬向上、势不可挡的力量。我于最近完成的长篇小说《王庄三部曲》（《龙窑》《独山》《大中》），上百万字，上百年历史，近百个人物，情节曲折复杂，却也算脉络清晰。我想，这也得益于当年那所特殊大学的锤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