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伟            

　　如今网络、报端常出现冠以“最美”标签的人物、景观，却少有人深究一层“美是什么”。这使我想起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发生的两次“美学大讨论”。

　　第一次，青年李泽厚因提出“美具有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美学观而名声大噪，比肩朱光潜、蔡仪。１９８０年前后，中国社会再现“美学热”，连工厂女工也去买黑格尔的哲学书籍，甚至大学理工科、医科也开设美学课。１９８１年，李泽厚的著作《美的历程》横空出世，此后又有《中国美学史》《华夏美学》相继出版，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学者夏中义称赞道：“若曰《历程》是中国的《艺术哲学》，那么，李泽厚就无愧于当代学界的丹纳。李着意让史述拱出一个深层次的、能揭示普遍必然的艺术史观。”

　　我曾在不同阶段拜读《美的历程》，每次都有“琼林遍览”“含英咀华”之感。书中有不同学科的交融贯通，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是部大书（应该说是几部大书），是一部中国美学和美术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一部哲学史，一部中国文化史。这些不同的部门，你讲通了。死的历史，你讲活了。”最难得就在这个“通”字上，李泽厚先生涉猎几个学科的史，纵论歌舞、雕塑、宗教、思潮、书画、诗词、曲赋、话本、戏剧之嬗变流转，且能大气地让它们沉凝于“积淀说”所意指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积淀说”，即其提出的理论“美的形式，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而作为美的集中反映的艺术，更是积淀了物质生产、社会生活，反映了人生理想与时代精神。”从中亦能深切感受作者视野的雄浑阔大，从远古图腾、原始歌舞，到青铜饕餮、先秦理性精神、楚汉浪漫主义，再至魏晋风度、佛陀世容、盛唐之音、韵外之致，乃至宋元山水意境、明清文艺思潮，读来仿佛神游于中华历史长河中，徜徉于群芳争妍的文化万花圃里。他高屋建瓴地评道：“战国秦汉的艺术，表现的是人对世界的铺陈和征服；魏晋六朝的艺术突出的是人的风神和思辨；盛唐是人的意气和功业；那么，这里（中晚唐）呈现的则是人的心境和意绪。”

　　阅读时也可领略到作者的哲思才情和洗练笔触，精妙处会有“当浮一大白”的快意。在谈及诗、词、曲的意境之别时，李泽厚说：“诗境深厚宽大，词境精工细巧，但二者仍均重含而不露，神余言外，使人一唱三叹，玩味无穷。曲境则不然，它以酣畅明达、直率痛快为能事。”当然，他也指出这些区分是相对的、大体的，不可当作公式，刻板以求。在论说“魏晋风度”时，他推崇陶潜和阮籍，认为二者分别以“超然事外、平淡冲和”“忧愤无端、慷慨任气”，创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境界。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囿于成规，时有新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人们普遍将魏晋玄学视为腐朽反动的东西，而李泽厚却说魏晋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指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就是人的觉醒。”书中又道，“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盛唐音乐，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疆，从太宗的‘秦王破阵’到玄宗的‘霓裳羽衣’……或武或文，或豪壮或优雅，正如当时的边塞诗派和田园诗派。”“这种音乐性的表现力量渗透进了盛唐各艺术部类，成为它的美的魂灵。”他赞赏“元画”的成就，“笔墨可以具有不依存于表现对象（景物）的相对独立的美。它不仅是种形式美、结构美，而且在这形式结构中能传达出人的种种主观精神境界、‘气韵’‘兴味’。这样，就把中国的线的艺术传统推上了它的最高阶段。”

　　读《美的历程》，既可登高远眺江山如画，又能曲径探幽柳暗花明，可说是一次全面欣赏中华文化之美的旅行。在信息纷纭、众声喧哗的当下，我们谈论“文化自信”，意图“传承维新”，努力追求“真善美”，正需要这样的回望与探寻，才能更好地观照当下、指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