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英

　　3月１６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表示，“五险一金”从总体看还是有适当调整空间的。可以给地方适当的权力根据各地实际适当下调缴存比例，总的原则是使企业减轻一些负担，职工多拿到手一些现金（３月１６日新华网）。

　　我国社保费率偏高早已经是一种共识。２０１４年底，马凯副总理就曾公开表示，“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４０％至５０％。为此，去年国务院下调了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费率，据测算，此举每年可为企业和职工减负６７０亿元左右。但人社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社会保险五险费率合计仍达３９．２５％。

　　总理此次表态释放出三层信息：其一，明确表示“五险一金”还有适当调整空间，意味着社保费率还要进一步下调；其二，要给予地方自主调整的权力，各地可以“因地下调”，资金充裕的地方调整幅度可能更大；其三，要把下调企业社保费率转化为职工现金收入。显然，这对企业、地方政府、职工都是好消息。

　　过去，地方政府也有自主权，即每年根据上一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来上调社保缴费基数标准，换句话说，是给企业和职工“加负”。而从总理这次表态看，则给了地方政府下调社保缴存比例的权力，是给企业和职工“减负”，这不仅有利于企业转型、职工增收，同时还有利于经济稳增长、调结构。

　　笔者注意到，个别地方已经先行部署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比如，广东省发布的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供给侧改革方案显示，从２０１６年下半年起，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城乡一体化，逐步将单位费率下调到５．５％左右。从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起，将失业保险单位费率从１．５％下调至０．８％……这种主动减负的安排值得肯定。

　　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像广东一样主动降低社保费率，而只是按照去年国务院统一下调的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费率的比例来落实，这大概是因为这些地方存在资金压力。比如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全国有２２５个统筹地区的城镇职工医保资金出现收不抵支，现在数量会更多，地方“差钱”，自然就没有动力“减负”。也就是说，适当赋予地方调整自主权后，经济发达的地方可以早日给企业和职工更大幅度的“减负”，而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即使有心恐怕也没有经济能力。因此，下调社保费率既需要差异化，也需要统一行动，差异化有利于因地制宜，而统一行动则有利于全面推进，避免落下某个“穷”地方。

　　目前，在“五险一金”中，真正能带来“减负”效果的是降低养老保险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据悉，广东省住房公积金缴存上限将从２０％降低至１２％，缴存基数上限从月平均工资的５倍降低到３倍，降幅可谓不小，相信其他地方的住房公积金也有一定下调空间。

　　真正“难啃的骨头”是降低养老保险费率，该保险在社保负担中占“大头”，只有降低养老保险费率，社保费率才能真正下降。然而，有数据显示，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已经达到２２个。在财政补贴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些地方即使有心降低养老保险费率，但考虑到支出压力，也不敢贸然下调。

　　所以，下调社保费率很有必要“统一”。一方面，像去年那样，由国务院统一下调相关保险的费率，经济发达的地方在统一的基础上可以下调幅度更大。另一方面，降低养老保险费率要有统一安排，比如统一部署划转国资充实社保，统一安排养老金投资、加快推进养老金全国统筹等。而对于欠发达地方，中央财政则需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让“减负”行动尽量做到全国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