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　墨            

　　２００６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终于在多年以后，又推出了自己的最新长篇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小说以一个街头小贩的悲欢人生为故事主线，展现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及时代不可逆转的新旧更替。这部帕慕克的心血之作中掺杂了作者太多纠结婉转的心曲，也渗透了他对城市深深的眷恋之情。

　　乍一看，《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这本书的书名挺奇怪的，也许很多人并不能真正理解。其实，该书名是一句诗，取自威廉·华兹华斯的《序曲》，原文为：“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内心里也有。一种我既不属于那个时间，也不属于那个空间的感觉。”这两句话恰好是小说主人公———卖“钵扎”（土耳其民间一种非常传统的、含酒精的发酵饮料）的小贩麦夫鲁特对自己生活了４０年的城市伊斯坦布尔的一种最为感性、最为深刻的体验。用我们的话来说，麦夫鲁特先生是一位“５０后”的城市移民，他幼年的时候从农村跟随当时卖酸奶的父亲来到城市。在这儿求学、谋生、结婚，和妻子定居于此———尽管这对贫困的夫妻其实一直是租房居住的，但他们的自我认同，无疑早已是“伊斯坦布尔人”了。换句话说，他们已洗尽了身上的农人习气，成为这个城市无可置疑的一分子。事实上，终日沿街叫卖的麦夫鲁特对自己所在城市的了解要比生活于此的任何人都深入、丰富。他在日复一日的艰辛生活中，见证了伊斯坦布尔从１９８２年到２１世纪初这段历史中的种种变化，说不上沧海桑田，但真的变了，变得让书中的人物和书外的读者不免百感交集……

　　我们知道，在土耳其作家中，没有谁能比帕慕克更胜任“伊斯坦布尔代言人”这个称号了。从《白色城堡》到《我的名字叫红》，伊斯坦布尔永远是帕慕克笔下首屈一指的“主角”。为什么？因为熟悉，因为热爱，因为太多记忆的缠绕和牵扯。《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依然如此。只不过，此次作家将视角从中产阶级群体转向了身份低微的街头小贩，开始以草根阶层的目光来探寻城市的变迁密码。之所以有这样的视角转化，是为了令小说主人公的身份更具从乡村到城镇的典型性。换句话说，他的“新移民”身份促使他不得不在伊斯坦布尔从一穷二白起步，燕子做窠般搭建自己的城市之家。而且他这样的人，也注定了要接触一大群紧贴着城市“地表”的人物。

　　帕慕克曾坦言自己为了描述清楚主人公的真实生活状态，对街头小贩、退休警察、餐厅服务员及收电费的人进行了大量采访。所以即便是小说，作者也一丝不苟地提供了现实基础。而且，该小说通过故事背景的渲染，突显了伊斯坦布尔在现代化进程中角角落落的改变。从这座城市中人们的衣食住行之变化，到国家宏观领域的方方面面，还屡次提到了土耳其的党派纷争、宗教分歧以及军事政变、街头斗殴等。当然对主人公麦夫鲁特来说，这些都是他城市记忆的一部分，而且他后来也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对某些“日新月异”的不理解。就像作者在书里写的：“麦夫鲁特走了２９年的街道，早已成为给他灵魂一部分的东西正在经历着快速的变化，街上充斥着太多的文字，太多的人，太多的噪音。麦夫鲁特发现人们对于过去的好奇在增加，但他感觉钵扎并不会从中获益。街道上出现了更强悍更愤怒的新一代小贩，他们是一些一心想宰客、动不动就叫嚷、不断折卖的人……老一代小贩在城市的纷乱中慢慢消失。”

　　从小说的不少桥段里，我们能读出麦夫鲁那份从不吐露于口的却是浸骨透髓的孤独感，这是一种“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孤独。当他一个人在夜晚走过一条条的小巷，发出“钵———扎———”这样叫城市人习以为常同时分明又日渐生疏的叫卖声的时候，麦夫鲁特的内心不无凄凉：喝钵扎的人越来越少了，渐渐地，以后的年轻人会淡忘伊斯坦布尔曾经还有过这样一种口味的本土饮料。

　　麦夫鲁特的伤感，是一代伊斯坦布尔人的伤感，也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必须经受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