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谭震林在全省劳动模范会议上指出：农民要搞好生产，此后要使用机器；农民只有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支援建设，才能逐步使用机器生产。出席会议的慈溪县鸣鹤区岐山乡五洞闸村村民罗祥根受此影响，萌发了在自己家乡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想法。

　　1952年4月，鸣鹤区委根据中共宁波地委和慈溪县委试办集体农庄，发展农业生产的指示，决定创办集体农庄，并指派罗祥根等负责筹建工作。经过调查，筹建小组决定将试点安排在五洞闸附近。

　　1952年4月18日，浙江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五洞闸集体农庄宣告成立，推荐罗祥根为主席，入庄农户有14户，48名庄员，除少量自留地外，有149.91亩地入社。农庄建立后，取消了土地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农庄集体所有制，土地由农庄统一经营，耕牛、农具折价归社，产品进行统一生产分配，社员之间实行共同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取酬。7月，省委正式批准五洞闸集体农庄成立，并作为全省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点单位。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还处于组织互助组阶段的情况下，五洞闸率先办起高级社，走上集体化道路，其创业历程注定是非常艰辛的。

　　农庄成立伊始，采取苏联模式，成立农庄管理委员会，统一组织庄内生产和财务管理工作。管委会成立后，便根据五洞闸的地理条件和以棉花种植为主的特点，立即着手平整土地，兴修农田水利基本设施，推广农业生产先进技术；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把14户农户分为3组，实行“分组干活、死分活评”的方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办庄的第一年，农庄就获得大丰收，皮棉平均亩产29.5公斤，比办庄前增产近l倍，比周围单干农民高出30%。但由于庄员贫穷，农庄基础薄弱，办庄又缺乏经验，不少人带着“供给制”的思想加入农庄，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钱没了，米没了，政府会帮助解决，所以日常开支不加节制，大手大脚，结果导致集体农庄成立的当年增产不增收，出现农庄负债、个别庄员断炊、农具不断丢失等现象。

　　在这困难时刻，省委就五洞闸集体农庄发展及时作出“提高产量、紧缩开支、发展副业、增加收入”的指示，帮助农庄确定了勤俭办社的基本方针。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五洞闸集体农庄全体庄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善管理体制，勤俭办社，想方设法渡过难关。1953年，农庄扩大到55户，各业生产获得大丰收，庄员收入有了较大增加。大麦亩产125公斤，比庄外农民高出1.5倍，蚕豆高出30%，棉花亩产皮棉38.7公斤（籽棉104.5公斤），比建庄前亩产18.5公斤（籽棉50公斤）增长l倍以上。全年获得副业收入5429元，占全庄总收入的14.8%。庄员人均收入达到160.7元，比上年的84.8元增长89.5%。

　　1954年春，五洞闸集体农庄改名为五洞闸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尔后又连续两年取得丰产又增收的骄人成绩。到1955年，五洞闸高级社扩大到181户，棉花亩产皮棉50.5公斤，户均收入692元。连续3年的丰收，使五洞闸高级社有条件改善社员的生活。高级社发动社员投资2.05万元，社内资助借支2.35万元，在大岐山下淹浦畔的荒地上建起15幢新瓦房，计107间，有68户老社员告别祖祖辈辈居住的破草舍，搬进新居。当年，五洞闸高级社被农业部授予“爱国丰产”奖状，合作社主任罗祥根荣获“全国农业增产模范”称号，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1955年10月，省委农村工作部把五洞闸高级社办社的成绩上报中央。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关于五洞闸高级社情况的简报作了批示。毛泽东的批示，扩大了五洞闸高级社在全国的影响，加速了宁波、浙江乃至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毛泽东的批示被传达后，四川、河南、江苏等省的有关领导纷纷到五洞闸参观访问，著名作家陈学昭、谷斯范到五洞闸体验生活，撰写了报告文学，苏联《真理报》记者也到五洞闸采访。五洞闸高级社成为当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旗帜，多次被省、地、县评为先进集体。

　　（摘自宁波党史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