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晓慧            

　　古代中国是最讲究纲常伦理的，尽管后来这一切被批判为封建糟粕，但我们无法否认，它们在中国数千年的家庭结构关系中的确起过重要作用。在“家国同构”的古代体系观念中，“治国、齐家、平天下”，这三者紧密勾连。《家人父子》一书便是从该角度出发，以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为主要探讨对象，发掘他们人生中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当然，这样的探究势必随着所据的材料不同，得出迥然有别的文化结论。作者赵园所仰赖的材料，大体为明清士大夫自己的记载，从他们有选择性的表述中择取可作为确凿根据的文本，从而在世俗层面和精神层面上概括出一些值得我们后人深思的内容。

　　也许从卷帙浩繁的古代史籍中获得些更个人、更感性、更富有具体情境的“家人父子”材料不算太难，难的是学术研究者所做的正确或者说尽可能正确、有益的选择。因为众所周知，尽管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传记文字是白纸黑字的清晰显现，但出于传统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里面有很多涉及“家庭”“夫妇”的私密性内容是“隐晦不见”的。所以我们后人想要逼近过往的历史“真相”，依然存在极大难度。比如说在古代，很少有丈夫记述自己的婚姻生活，也鲜有诗人愿意写妾及她们与自己的亲昵关系。所幸的是，这个世界尽管有时显得“端方规整”，但总挡不住一些特立独行之人要做出些随性率情的举动来，这就使得正统家庭秩序之中也出现了种种变异、变通的情况。像《家人父子》就从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以及钱谦益和柳如是、龚鼎孳和顾媚等人的关系中获得了不少可资斟酌和推敲的材料。

　　《家人父子》总体上可分“夫妇一伦”和“父子及其他”两部分。古代士大夫的夫妻关系中有着非常矛盾的一面。首先，家庭中男性对妻子很看重———“家之有妻，犹国之有相。治天下以择相为本，治家以刑于寡妻为本。”另一方面，即便是明媒正娶的“大妇”，其地位也完全不能和家中男性成员相提并论。理学家张履祥九岁丧父，全靠母亲抚养长大。可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不满于兄长因妻子亡故而“情绪甚苦”。还说：“但闻妇人以夫子为终身之托，未闻男子以妇人为荣瘁者也。”此种儒者的嘴脸可谓丑恶也！当然，也有不少富于情味的士大夫们在日常相处中体现出对妻子的责任感，对其妇辛劳的怜惜以至愧疚。明代儒学大师刘宗周及他的弟子陈确都曾写过悼念亡妇的文章，他们的此类“作品”虽然写得没有前代的潘岳、元稹、苏东坡、纳兰容若那样深婉缠绵，但也充满了夫妻日常琐屑中的小悲欢，读来，有种平淡、质朴、柔韧和绵长的味道。书中第二部分“父子及其他”的理论基础是君父概念的移位和流转。“移忠作孝”“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等经验常谈便是古代伦理实践中对于事君和事父标准的美好想象。旧时规范有序的模范家庭有着一副“肃若朝典”的面孔，家中长辈，似乎时刻都在努力意识自己的言行举止所具有的那种道德示范意义，于是出现了很多“居家严整，昼不处于内，日昃入户，弹指作声，则室如无人焉者”的家庭景况。可以想象，一个本应和睦融洽、放松自然的家族里面，传出的是“肃然不闻一语”的氛围，其压抑和森严不言而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家人父子》的附录文章《关于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和《诗文中清初流人的“殊方”经验》《“此朕家事”》及两篇余论也写得有理有据，堪可细读。作为一本学术性著作，难得作者将人事体察与人情体贴看成是一种当代文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能力。鉴于此点，作者本人在书写该书时，尤其注重对人的情感和人的世界的深刻发掘，并将它融合在明清士大夫对“家族”“家庭”的经验言说和伦理叙述之中，成为支撑整部学术作品的坚实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