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安　绘

　　丁元竹

　　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其实也是一个心理调适和心态转变的过程。当前，一些社会思潮，诸如对经济下行状况的担心等，某种程度上起于心理失调。就是说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它的特殊结构模式，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大众心态依然停留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上，苦于现状，于是发生了心理失调。适应经济新常态，就是要求大多数人都在潜意识里认同，中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大规模和全方位的转型时期。适应经济新常态，必须摆脱原有的心态，树立新心态，为新的体制机制奠定价值基础。

　　一、习惯于中高速增长的心态

　　与３０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无论从经济规模，环境生态、资源供给，还是从人口结构看，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初始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进入平缓增长期将是新常态，在心态上必须适应平缓更持续的发展态势和中高速经济增长预期。

　　从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增长看，１９７８年改革伊始，当时中国的ＧＤＰ总量是３６５０．２亿人民币、人均ＧＤＰ３８２元人民币。经过３８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到２０１５年底，中国ＧＤＰ总量已达到６８万亿元人民币、人均ＧＤＰ４４２００元人民币，分别增长了１８０倍和１１６倍。在这样的经济规模下，从目前的资源、环境和生态支撑状况看，原有发展模式下的持续高速增长显然是不可能的，其发展速度降低下来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从人口规模和结构看，自１９７８年至今，由１９７８年的９．６３亿人增加到了２０１４年的１３．６８亿人。１９８２年，中国６５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４．９％，到２０１４年，６５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达到１．３８亿人，占总人口的１０．１％，整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１９７８年，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是１８．２５％。、６．２５％。和１２．００％。，到２０１４年分别是１６．９８％。、６．５％。和１０．４２％。，说明人口生育率在下降，死亡率在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在降低，人口红利逐步消失。

　　追求速度，实施追赶战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矢志不移的战略选择，速度成为衡量发展的核心指标，久而久之也潜移默化成为一种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心态。经过６７年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规模达到１０多万亿美元，适度发展和提升发展质量就成为一种新常态，要努力使全社会适应这种新常态。

　　二、适应大规模全方位转型的心态

　　从全球化趋势、美国大转型的历史，以及中国自己正在进行的转型升级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为基础的大规模全方位转型阶段，全民必须做好大规模全方位转型的心理准备。

　　当今，经济社会事务之间的相互依存已经扩大到世界范围，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从全球发展看，在过去长达２００年间的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征服了自然界，也损害了自然界；生产力发展造福了人类，改变和提升了人类的福祉，也带来了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态恶化。当前，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产品生产的差异化、生产活动的本土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居住方式的分散化、交往方式的虚拟化、自然资源使用的可持续性皆成为可能，人类进入新一轮大规模全方位转型时期。

　　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物联网的广泛使用，具有同等经济能力和对网络世界新动向有一定掌握的人群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接近，而与其国籍、居住的国家没有关系。２１世纪的商业模式既创造了新的市场，也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看不到这样一个正在进行的巨大变革和全面转型，就难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变革和变化，人民要从心理上理解和适应这些以往不曾有过的事务。

　　从中国的发展历程看，中国早期的发展也没有摆脱“低垂的果实”这一人类宿命。“低垂的果实”的涵义就是，从人性上来说，人们总是喜欢“挑容易的事先做，向上爬的苦事一定要等有压力才肯使劲”。１９世纪以来，美国就是这样，早期美国的发展得益于大量廉价的土地资源、规模巨大且缺乏教育的劳动力资源。采完“低垂的果实”，要获取“高挂的果实”就必须使用新的工具，这就是技术进步。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转变，要求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大规模物质要素的投入转变到更多地依靠非物质要素的投入，即技术创新和进步。实现这样的目标，除了实行大规模全方位转型，别无选择。

　　三、从发展中大国到发展中强国的心态

　　眼下，中国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国际经济格局和科技水平看，中国还不是经济强国，必须从心态上实现从建设经济大国到建设经济强国的根本转变。

　　从国际经济格局来看，２０１４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１０．３６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３．３％，２０１４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７．４％，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是２．５％。２０１４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７５９４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７０．２８％，中国还有７０００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还不是一个发展中的强国。

　　从科技发展看，以互联网服务商为例，２０１３年世界每百万人中拥有互联网服务商１６０．５０人，中国每百万人中拥有互联网服务商仅为１．０５人，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０．６５％。２０１３年，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平均水平是４．９％，高收入国家是５．２％，中等收入国家是４．８％，中国是３．５％。２０１１年，高收入国家每百万人拥有研究人员的数量是３６０１．８人、中国是９６３．２人。在新一轮的发展中，要赶超发达国家，中国的教育和科技投入必须加大力度。

　　从文化上看，一个强国在经济文明之外需要追求更高的价值———智力、道德、责任、教养、牺牲、高贵、勇气、光荣、超越、神圣、信仰、意义、诚信等，并将这些价值体现在公民行为上，也要体现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国家必须努力克服社会的不平等来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从全球范围看，新的发展意味着人类建立了正确的社会体制，这种社会体制可以满足人性最深层次的要求，中国应当在这些问题上有自己的更大贡献。 

　　四、从“为我所有”到“为我所用”的心态

　　所有制改革一直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初露端倪的互联网和共享经济正在改变着传统的市场机制和经济体制，面对新的经济业态，全社会必须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

　　现代经济有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分配性，二是创新性。严格说，分配性和创新性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最成功的经济能把分配性和创新性有机结合起来。改革开放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让生产者和生产的组织者都能够在创新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并通过这种收益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创造活力。

　　滴滴打车平台的出现预示着共享经济的萌生，这将颠覆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共享经济的特点是不求拥有，但求使用，将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分离为支配权和使用权，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理念和支持它的价值基础。在共享经济下，人们开始考虑把个人与集体、与他人联系起来，开始共享物质和精神产品。“共享”将产品的拥有变成产品的使用，使人们从“占有”中解脱出来，更加关注拥有，使人们关注时间节省、使用便利，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和优化，就业更加灵活。

　　互联网等技术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以往的常识，将全球经济置于新的环境空间。推动未来经济运转的主体正在发生变化，个体的力量不断增长，个体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新的经济环境变化对人们的先见能力、构思能力、讨论能力和适应和处理矛盾的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五、从依靠经验决策到依靠数据决策的心态

　　适应经济新常态，政府必须承担起公共管理的责任，努力提升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的决策水平和财政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政策制定和决策只有以大数据分析做支持，方能厘清各种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个时代少了数据，就没法决策。没有精确的数据，决策就难上加难。承担公共管理责任的政府必须实现从依赖经验决策到依靠数据决策的心态转变。公众也应逐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审视和评判政府决策。

　　“互联网＋”带来的新经济模式，要求政府业务部门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并在就业、产业、社会秩序等方面寻求新的平衡。当前，即便是使用传统意义上的调研、座谈、问卷调查等进行决策，也必须摈弃那种缺乏事实支持的夸夸其谈，以保持和谐关系为底线的发言、表态和随声附和，要鼓励和支持在决策中提出反面意见，形成质疑的氛围，把追求事实真相作为一种风气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去。

　　六、从重产出到重有效服务供给的心态

　　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严重产能过剩暴露出的问题之一是，政府和企业习惯用投资和资源消耗来快速实现看得见的经济增长，习惯于采摘“低垂的果实”，而不习惯于把物质投入与人力资源投入有机结合实现有效增长，使之与人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从根本上实现从直观的物质产出到有效的服务供给心态的转变。

　　这里以养老服务业发展为例。“十二五”时期老龄服务事业发展迅速，养老服务机构和养老服务床位都已经实现了预期目标，但是护理人员供给问题成为短板，实现预期目标的难度非常大，成为“十二五”时期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突出难题，直接影响了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致使大量的物质投入不能形成现实的养老服务。

　　发展不仅仅是硬件建设，更是一个软件如何配置，服务效果如何实现的过程。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得从根本上转变理念，不能仅仅依靠投资方式来刺激发展，必须提升驾驭体制机制的能力和水平，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并使之与硬件建设有机配合起来。仍以公共服务为例，公共服务各方涉及到设施、设备、人员的合理配置，是一种资金投入与体制机制有机结合的过程。人力资源配置既涉及到人事体制，也涉及到整个社会对于人力资源本身的认识。对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从以追求ＧＤＰ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标准，逐步转变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上来，始终围绕人民福祉的提升来改革和创新政府的治理模式。

　　七、从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到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心态

　　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极端利己主义和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最终会损害每个个体。通常在经济学上人们将其称为“公地悲剧”，即在一个社会中，即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理性的，但大家首先积极寻求个人利益。即便是人们意识到，作为一个集体，大家采取行动实现公共利益后都会获得收益，人们仍然不肯自愿采取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

　　“公地悲剧”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比如，不少小区居民对于涉及社区公共利益问题都关心至极，但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现状，而希望其他社会成员为之努力、行动起来，使问题得到解决。最终的结果是，事虽关己，还是高高挂起，公共利益受损，个人利益也受损。经过３０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人们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关键是要有所行动。所以，如何激励个人参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活动，并通过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就成为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实现从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到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心态转变，将有助于提升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将提升个人的利益。

　　八、从“官本位”到“官民平等”的心态 

　　从官员的政治生态看，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开始变动了，随着反腐深入，社会风气、官场氛围正在经历深入的、剧烈的变动，整个社会正在经历着从“官本位”到“官民平等”的心态转变。

　　现在的干部思想状态和行为选择与以前已经大不一样。“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正在成为官之道，当公务员不是作为升官发财和享受特殊福利待遇的途径的观念在逐步确立。过去，一些人进入公务员队伍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轻者为了谋取干部福利和工资待遇，重者为了达到以权谋私的目的。此外，为官有为正成为官场的基本职业准则，使得一些过去整日无所事事的官员感受到了压力。

　　从社会生态看，整个社会中，官民关系也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过去人们对于个别官员为所欲为、欺压百姓的恶行敢怒不敢言，正在逐步变为可以通过舆论、媒体举报、披露予以抵制。整个社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于官员一味地羡慕和追逐，而是以平常心看待，看待社会中的各种职业选择。

　　九、从单纯追求ＧＤＰ到追求人民福祉的心态

　　曾经一个时期，一度把ＧＤＰ增长速度和规模作为考核干部的主要指标，有些领导为ＧＤＰ而ＧＤＰ，不仅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好处，甚至破坏了环境，造成发展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了人民，改革为了人民，评价发展和改革的成败，是看人民满意不满、人民的福祉是否得到改善。

　　现代国家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创造财富的目的就是让人民获得更多的福祉。人民福祉是人民能够享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终端成果，是人民对于发展成果的客观享受和主观体验。人们的生活品质既与生活的物质条件有关，也与对生活的主观满意程度有关。每一方面都只能构成反映生活品质高低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算是提高了人民福祉，也就是发展和改革必须使人民有获得感。由此，要实现从关注客观结果到追求主客观统一的心态转变。

　　十、从浮躁到淡定的心态

　　经济新常态，就是要使中国经济政策以公平正义和可持续的方式，达到社会福祉长期最大化目标。经济政策必须关注真正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的、公平的长期增长，并兼顾增长、就业和人民福祉。步入经济新常态，稳步增长，把质量摆在重要位置，谋求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对此，必须具有心理上的认知，努力实现由浮躁到淡定的心态转变。

　　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要有“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的心态，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政府必须考虑公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理性决策。就社会生活而言，淡定的生活要求人们理性看待自己，看待社会，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生活，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为面子和群体舆论所困扰，坚持理性判断，是个体心态成熟的基本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淡定还要求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看待社会和工作，始终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对待自己和社会，努力提高个人修养，培养平民意识。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