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进厂加工

剥棉花(桑金伟 摄)

　　说到“花行”，年轻人联想到的自然是鲜花，而老一辈人能无误地联想到我要说的是棉花。

　　“花行”就是棉花收购商行。早年“三北”乃至浙东沿海一带棉花遍植。１９５４年，国家在“三北”设立主产棉花的（新）慈溪县，可见当时棉花生产形势之紧迫、棉花收购供应之重要。

　　我国栽植棉花历史悠久，至少在汉代已有栽培。滨海围海造田后最宜种的是棉花，因此宁波是较早推广种植棉花的地区之一。据南宋嘉泰《会稽志》载：“姚江濒海，沿海百四十里，皆木棉。”到了元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年），置浙东木棉提举司于余姚，余姚约有７０％农民从事棉花种植。到了明代就有“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闽粤，西达吴楚，其息税以百万计”之繁忙景象。又据载，１９４７年，余姚、慈溪、镇海、鄞县、象山共植棉８０．５９万亩，产皮棉１９．０６万担。

　　“花行”之称（有时也称作“花庄”）应该是来自方言，但使用地域很广，超越了家乡方言区域。从资料上看，其他省（市）过去也使用过“花行”的称谓。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实行统购统销，才渐渐普遍使用“棉花收购站”之类的称呼。

　　品味方言也颇有意趣。当我们说到棉花收购时常说“花行”，而不说“棉行”；说到种棉农民时则常说“棉农”而不说“花农”；而说到种棉的田地时既可说“棉田”，也可说“花地”。显然“棉”与“花”既能通用，又有分别。

　　在棉花生长的前期，棉农干得最多的是“削花草（即削地）”，就是削去棉花地上的杂草，同时也为了土壤保墒，这很重要。每次雨后就要削一次地，这要抢时间，很辛苦。儿时有首顺口溜常挂在我们嘴边：“柘蠊（知了）喳喳叫，懒惰老银（老婆）困懒觉，男人地里削花草，回到家里饭未烧，蓬呀蓬呀敲稻草。”烈日当头，丈夫削花草回家欲进餐，但见老婆懒睡炊事未动，又不敢面斥，只得敲稻草以泄愤。至今，当正午知了在树上高鸣时，我的脑海中总是会闪出这串顺口溜。

　　棉花生长期较长，光从开花到采摘需５０天左右，于是三北有老话说“黄花到白花，七七四十九天上轧车”，句中的“黄花”是指棉花的花，“白花”当是棉花的最后收获物籽棉。其实同一株棉花的花儿有黄的、红的、淡绿的多种，确实不难看。

　　这些关于棉花的顺口溜和老话还有很多，我想它们并非只是我一个人的记忆和感受，是本地百姓的集体记忆和感受。

　　有人说，起初棉花是作为一种观赏花卉引入我国的，对此我不敢肯定，也不能贸然否定。但从棉花名称的演变过程来看，似乎有些道理。

　　从大量的志史和古诗中可以得知，古时往往称棉花为“木棉”“吉贝”。如成书于民国年间的《余姚六仓志》仍将棉花称为木棉：“木棉产海滨沙地。有大树种，南阳种，花黄实大，其衣厚。槿黍花种，花有黄、白、红、紫四色，实小而繁，其衣薄。产额岁以数百万计。”明末大诗人吴伟业作《木棉吟》说：“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昔年河北载花去，今也栽花遍齐豫。北花高捆渡江南，南人种植知何利……”慈溪的近现代乡贤诗人胡丛卿在《木棉歉收》诗中叹息道：“木棉大利倍桑麻，第一姚江出产夸。太息年来风雨恶，秋花总是可怜花。”胡诗不仅道出了当年广种棉花的道理———“大利倍桑麻”，又说出了现在慈溪放弃多植棉花的因由———每每摘棉时淫雨霏霏。

　　吉贝别称美洲木棉、爪哇木棉，属木棉亚科，中国大陆的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省也有种植。吉贝是古代东南沿海对棉的一种称谓。清代诗人高杲在《吉贝花叹》中写道：“吉贝花，吉贝花，利普海疆胜丝麻。四月始下种，七月花开陇。白露一零雪球拥，松江淮北棉不重。浙花出余姚，群芳谱中特选挑……”

　　木棉树别称攀枝花、莫连、红棉等，它是漂亮的落叶大乔木，能成景观。虽然，旧时所称的木棉与现在所呼的木棉树是两个不同的物种，但两者还是有相同之处的。夏季木棉树果荚开裂后，果中的棉絮随风飘落，如六月雪一般，别有一番情趣。木棉棉絮质地柔软，是古代中国的重要织衣材料。从这一点讲，古人把棉花称为木棉，不是没有理由的。

　　说了一圈，还是回到“花行”。据载，旧时光三北的周巷、浒山、逍林三地就有花行５０家左右，其中浒山至少有１０家。

　　浒山西门杨玉兴花行较有名，它与宁波早年工业的代表“三枝半烟囱”之一的“和丰纱厂”有联系，抗日战争前，和丰纱厂干脆设分厂于杨玉兴花行附近。

　　浒山当时最大的花行叫“裘复盛”，主人是裘福钿，字唐元，从慈北裘市一带迁居至浒山，后来主营“花行”。裘唐元经营有方，被推为姚北棉业会会长。生有四子：长子鸿昌，次子鸿灿，三子鸿正，四子鸿泉。长子裘鸿昌继父业所开花行叫“裘昌记”，规模较大。裘鸿昌生有三子：长子尧庭，次子尧根，三子尧鉴。次子裘尧根继祖业，所开花行叫“天利”。直到１９５２年天利花行歇业后，这个三代相传的花行，终于画上了句号。

　　桑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