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忠保

　　２０１５年４月３０日，广东揭阳，一群９０后夜晚开着摩托车，手持砍刀、九环刀等无端殴打砍伤路人。这群少年以其所在小镇二十分之一的人口，犯下了小镇将近３０％的案件。４月４日深夜，１５岁的龙龙倒在浙江嘉兴洪合镇永兴桥路旁，钢管、粗木棍以及砍刀的刀背，重重地砸向他，他再也没有起来，而凶手是６个和他素不相识的同龄孩子（５月４日《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其中很多暴力实施者已年满十四周岁且手段非常残忍、主观恶性很大。令人困惑的是，有些事件虽然造成了严重后果，对受害人造成严重伤害，已经构成刑事犯罪，施暴者却因“保护未成年人”和“教育、感化、挽救”等理由，没有被追究刑事与法律责任。这严重损害了个案中的公平正义。

　　与我们对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的过度“宽容”不同，美国对未成年人暴力行为严格依法定罪处罚，并不会因“年龄小不懂事”等理由轻易放过。今年年初，美国加州中国留学生校园欺凌案宣告判决，３名来自中国的高中生分别获刑１３年、１０年、６年监禁———这已经是当地法院考虑他们是未成年人后从轻量刑的结果。在处理未成年人暴力事件时，美国司法实践通常不把其犯罪行为与普通的刑事犯罪截然分开，只是在量刑时有所减轻。

　　长期以来，我国特别强调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例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由于片面强调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而忽视了对受害人的保护，导致实践中无视案件性质差异，从轻处理泛滥，严重忽视通过刑罚安抚、补偿受害人问题，有突破法治底线的嫌疑。

　　应当承认，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原则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但忽视个案的不同程度，一律从轻处理，不追究施暴者刑事与法律责任，显然有纵容乃至“鼓励”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之嫌。从保护受害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不能把严重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与轻微的暴力行为相混淆，排除在刑事司法以外，一律免除处罚。毕竟，在法治社会里，保护未成年受害人的权利也具有正当性，且应优先于对未成年施暴者的保护。

　　我们不应对教育、感化、挽救目标的实现过于自信，错误地认为涉嫌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是可以教育和感化的，更不能认为免除处罚是实现对未成年暴力实施者教育、矫治的唯一途径。有时候，严格依法定罪处罚更能使施暴者认识到自身罪责并真诚悔罪，更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正如古罗马人所深信的，“没有痛苦的代价，就没有进步”。

　　保护绝不是放任犯罪的挡箭牌，对于那些已经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而且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难以感化的未成年人，社会力量和司法力量必须毫不犹豫地及时介入，执法机关应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即使是未成年人，只要涉及犯罪，就必须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