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雷默的小说《告密》会让我联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两篇小说均写了凶杀案，都是“事先张扬”，且都发生在小镇上。同为“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哥伦比亚的小镇和中国的小镇，“张扬”的方式，人物的关系，截然不同，视角各异。马尔克斯用的是调查过去几十年的凶杀案的视角，雷默用的是亲历者的童年视角，由此，生成了两种形态的故事。

　　马尔克斯所有的小说都写了孤独，而《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孤独更具普遍性。兄弟俩要杀一个人，仅仅依据怀疑；而受冤枉的被杀者的孤独在于，全镇的居民事先都知道了危险，却没人提醒他。但说到底，兄弟俩的孤独更为深刻，兄弟俩公开“张扬”，期望有人出面劝阻，好有个台阶下，然而竟然没有人来劝阻，也没有人提醒被杀者。就是在这种“大众力学”运行的过程中，小镇的“大众”不给任何一方力。于是，兄弟俩陷入尴尬的境地，最终不得不杀人。

　　《告密》的“凶杀案”里，国光的父亲也“事先张扬”———事情闹大了，这个“闹”就是造声势，先是示枪，后又磨刀，各个方面出动，试图消解国光父亲的杀力。所有的劝阻力中，国光父亲的“白发”老师出面，应该说最有权威，毕竟是师生关系。杀人者却不给老师面子，反而越发来劲———小人物用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是中国式的孤独。结局是，打了国光一个耳光的邱老师本该躲避却亲自上门劝国光上学，正好撞在刀口上了。所有的力聚结为一点，到了这个境地，国光父亲不得不动刀了。似乎刀蓄力已久，就等候这一刻，人的力投射在刀上———失控。两个孩子没料到事情会到这个结局，但他俩没有将父辈的仇恨延续轮回。

　　马尔克斯的凶杀案故事，兄弟俩杀人，仅仅依据谣言；雷默的凶杀案故事，基于一个“告密”。国光抄“我”的作业，“我”的父亲自豪地把这个消息脱口传给了国光的父亲，于是，“我”成了告密者。国光展开报复，影响了“我”的学习，孤立了“我”的人际。于是邱老师扇了国光一个耳光。国光父亲宠爱儿子，想要挽回面子的方式，就是让邱老师上门磕头认错。老师怎么可能接受这种道歉的方式？在那个年代，那样的举动无疑是颠覆师生关系的。

　　一个告密（揭短），引出一个耳光（打脸），大众力学由此启动，它牵涉出了小镇历史悠久的人际关系：父子、师生的情感关系以及贫富的经济关系。此前，为了争食国光的一块炫富的牛肉，同学宁愿挨国光的耳光以获得品尝权。同学之间的耳光与师生之间的耳光形成鲜明对照。

　　表象上展现的是学习的优劣、家境的贫富，深层却关涉自卑与尊严。一个耳光像一个导火索，把潜隐在父子、师生关系里的人性、人情引爆了。国光的父亲那一点力，随着不断的劝阻，开始膨胀，朝着难以确定、难以掌控的方向运行，像是开启了人性的魔瓶。

　　雷默在《告密》里表达了这种不确定性。不知哪句话，哪个行为———不经意的细节，不起眼的元素，会在未来引发“爆炸”。雷默从容叙述，首先用口音、白发等小细节确立人物的关系：父子、师生。然后，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用一个小元素引发一系列“大众力学”———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大众力学”，有着内在的紧张。

　　２０１６年第三期《收获》杂志刊出的《告密》，已是我阅读的第二个版本。我找出雷默给我的前一个版本，对比之下，发现改动颇大。最关键的是他对视角的重新定位，前一个版本的视角是全知，第二个版本收缩了视角，改为知情的有限（包括对事件发展的理解）。这样，就留出了空白、空隙，让事件真相的冰山一部分沉入水中，让读者能参与其中———读出水下的部分。

　　我和雷默多次交流过卡佛。雷蒙德·卡佛凭７１个短篇小说，进入世界经典作家的行列，其创作的秘密武器，就是不厌其烦地修改。其实小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雷默知道往什么方向用力，人物的力背后隐蔽着作家的力，这就是青年小说家雷默的创作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