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夙伟

　　原派出所民警禹某某为了完成侦破刑事案件数量的任务，制造虚假材料，捏造一起毒品贩卖案件、一起盗窃案件。同时还给嫌疑人承诺减少入监时间，然而纸包不住火，制造假案一事终究案发。兰州市城关区法院一审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民警禹某某有期徒刑２年，缓刑３年（５月２５日《兰州晨报》）。

　　破案“下指标”，已经埋下了徇私枉法的根由。而明知是假案，副所长依然签字移送起诉，更表明“指标”之下的压力之大。为了完成上级的指标，如此弄虚作假，甚至知法违法，制造假案充数，已然成了“共识”，性质尤其恶劣。如此执法，又如何能保证法律尊严和公正公平？

　　为了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对工作实行量化考核，当然有必要。但设置破案数量，本身是不科学的。案件是无法事先设置一个发生数的。案件发生少，本来是好事，如果硬性规定要完成一定的破案数量，那么，为了完成指标而凑数，就有可能故意制造冤假错案。就像禹某某那样，没有案件也要造一起假案出来。

　　即使针对已经发生的案件，破案也不能一刀切地规定数量和时限。一个案子能不能破、多长时间能破，既跟民警的主观努力有关，也跟案情的难易程度有关，往往需要细密侦查和耐心求证。民警百分之百的主观努力，并不一定产生百分之百的效果。下指标、立军令状，固然对民警有激励作用，但也可能欲速而不达，甚至适得其反。

　　衡量社会治安状况，不能只看破了多少案，更应该看案件减少了多少。只有这样，才能倒逼民警把更多精力花在预防违法犯罪上。不是等案件发生了再讲破案，而是想方设法减少案件发生，这才是百姓之福。否则，破案破得越多，越说明违法现象严重，反证自身工作不力。为完成破案“指标”而故意制造假案，害人害己，教训深刻，应该“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