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小脚。

２０１３年初，在云南建水县山村拍到了“正宗”的三寸金莲。这是作者最后所见的小脚。 　　（桑金伟 摄）

　　桑金伟 

    写这篇文章时我流泪了。

　　之所以流泪不能自控，是我每每将她的小脚和其为我们挑起生活重担联系起来回忆。过去每个女人都不会把自己丑陋的小脚裸露给别人看，做儿子的又当别论。

　　缠脚即缠足、裹脚，就是把女子的脚用长布条紧紧缠住，使其畸形变小。在缠足时代，大多数妇女从四五岁起便开始裹脚，直到成年骨骼定型后方将布带解开，也有终身缠裹的。关于缠足的起源从明清时期起就已众说纷纭，据现代学者考证，北宋的缠足是把脚裹得纤直但不弓弯；元代的缠足继续向纤小的方向发展；明代缠足之风进入兴盛时期，出现了“三寸金莲”之说，要求脚不但要小至三寸，而且还要弓弯；清代的缠足习俗蔓延至社会各阶层的女子。

　　缠足时，最高的“境界”也是最大的痛苦，就在于要使脚达到双曲弓弯，即把脚上的横弓和纵弓扭曲到最大的弯度，达到形如莲瓣之状。要把关节弯曲到极限，扭伤、脱臼不可避免。据载，更有甚者，为裹出特别纤小的金莲，不惜使出血腥残忍的手段，如：夹竹片，石板压迫，裹入碎瓷，用棒捶打等。当然这些不可思议的裹法，是极端的例子，令人毛骨悚然！但即便是使用一般的方法，也是“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啊！

　　“三寸”，若用现代长度单位换算是不到１０厘米，是不可思议的尺寸。相比之下，我母亲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三寸金莲”，而且她的小脚弓弯度也不足。母亲１９１５年出生于慈溪浒山近郊的中农人家，我父亲是浒城内的工商人士，倘若没有母亲的小脚，他们可能不会成婚，尽管１９１５年放足的举动已风起云涌。而我的岳母，她１９１４年生于鸣鹤，在其竭力的挣脱下终于没有缠足。我母亲的缠足不“达标”，我岳母的逃避缠脚，正是在提倡“天足”、呼吁放足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

　　让我们回顾这一历史大背景。缠脚是汉族的习俗，“满人”没有，清初朝廷也试图禁止缠足，但这种根深蒂固的恶习一朝一夕难以改变，后来只得作罢。在清末的天足运动之前，官方和民间都有反对缠足的呼声。清末更认为它与鸦片同害，列为禁政，然而缠足之俗牢不可破，官方的天足运动始终收效甚微。清末维新人士对天足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著文说：“中国女子缠足，其刑若斩胫”。康有为给光绪皇帝上折：“请禁妇女缠足……”

　　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十一月，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天足会。这是一个禁止缠足、提倡放足的民间社团组织，并出版《天足会报》，广为宣传呼吁。后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并发展迅速。所谓“天足”即未缠裹之天然足。１９１２年，孙中山先生颁布了一道禁止缠足的命令，但他的共和政府实在短命，这道命令未曾落实。

　　据说，辛亥革命后，余姚县也成立放足委员会，不久一些乡镇亦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在采访中有老人回忆：白沙路（现慈溪市白沙街道）也成立了“放脚会”，民国初年，放脚会在白沙塘头庵内开大会动员放脚。

　　缠足缘于审美观的偏差，自古以来形成了男子娶妻以小脚为荣的习俗，进而造极到非小脚女子不娶之恶习。据说李鸿章属僚拜见李母，李鸿章因母亲脚大，便在一旁竭力用袍袖掩盖她的双足。李在当时可谓是最“洋化”的人了，但在此时也不得不屈服于习俗。习俗之顽固可见一斑。

　　进入２０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缠足这一恶习逐渐丧失了市场。在红四方面军队伍中，有六千娘子军迈开“文明脚”，在拥有飞机大炮的强敌围追堵截下，长驱万里，用热血谱写出划时代的放足歌。天翻地覆的中国革命，使妇女们付出牺牲的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缠足在中国大地上最终被彻底革除了。

　　１９５２年我父亲病故，不识字的母亲顶替父亲成为公私合营的资方代理人而进了商店，后成了县“五交化”公司的职员。那时小脚已成为封建的象征，为了减少小脚引起的注目，母亲穿着比脚大得多的鞋，鞋头里总是塞着一团棉花。“文革”中，母亲更是受了很多的罪，好在她是个坚强的人。

　　写到此，我想起了北大教授夏晓虹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导言”中写的一段话：“身处晚清，男性涉及的社会问题，女子无一能逃脱；在此外，女性更有诸多必须独自面对的难题。因而，将女性的生存状况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确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