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亚群近照

　　编者按

　　干亚群，浙江余姚人，现供职于余姚市文联。从事散文创作多年，已出版散文集《日子的灯花》《给燕子留个门》《梯子的眼睛》《指上的村庄》等，作品多发表于《散文》《美文》《散文选刊》《作家》等，连续四年入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出版的散文年选，多篇作品入选初中、高中语文考试阅读试题，获得省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优秀文学作品奖，２０１５年度省重要期刊发表成果二等奖、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等。今选登其两篇散文，以飨读者。

　　只闻声不见影的播音员

　　干亚群

　　曾经，公鸡替村庄报晓，播音员为我们报时。

　　晚饭后，我溜到外面去跟小伙伴玩捉迷藏。正玩得起劲，母亲扯着嗓子喊我的名字，如果我不回应，母亲会一直喊下去，像叫魂一样。黑夜里被人叫名字有些恐怖，我总担心我的名字经母亲一喊，会莫名其妙地丢在某个角落里，然后在那儿悄悄发芽，悄悄抽叶，在我不知道的时候长成杂草。所以，我赶紧应一声。母亲一听我的声音，又马上补充一句：“广播都结束了，该睡觉了。”那时，我有些不快，这是一天中对广播员最初的不快。因为，我真的该去睡觉了。

　　鸡啼过头遍，天还黑沉沉。鸡再啼，天才蒙蒙亮。我朦胧中听到稀稀落落的鸡鸣。不过，我又很快睡去。

　　一会儿，窸窸窣窣的声息从村庄各个方向传过来。穿衣服的，找鞋子的，还伴着隐隐约约的尿臊味。虽然声音是压抑的，但在晨色未明夜色未退前，声息像掉进了深井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扩音效果。

　　不等鸡啼三遍，村里开始吱吱啊啊，那是老人在开门，接下来还有咣当、叮当……老人在掀锅盖，拎水，下锅。各种动作滋生各种声音，那些声音不在地上，却掷地有声。此时的背景是挂在墙壁上那只小广播响起的音乐。虽然东方还没有红，仅仅初见晨曦，但广播里开始播放“东方红，太阳升……”

　　老人往灶膛里塞柴火。灶膛里噼啪，老人用布栏围住的膝盖上也噼啪———老人喜欢用膝盖顶住柴火，再用手一拗，柴火被折断了。红红的火焰映了老人打着褶皱的脸，纵横的沟壑变得亮堂堂，像标出路标的机耕路，灶膛里的火肆意地在上面跳跃。

　　在广播重复“东方红，太阳升……”的旋律下，东方渐渐发白，再慢慢转红。饭烧好，红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有时，天下着雨，或刮着风，广播里播放的还是那个曲子。风雨中不见东方红，看不到太阳升，而老人们一如既往让一缕缕炊烟在村庄上空升起，像一根根辫子，上面住满了风雨声。

　　我接受的音乐熏陶是从广播开始的。音乐是用反反复复的节奏表达我们的絮絮叨叨。同样一句话，说多了会觉得烦，而唱起来感到的是气势。“……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

　　我知道“东方红，太阳升”的后面是“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但我不知道“毛泽东”是谁。奶奶说，是毛主席。我一听，惊了。毛主席怎么可以直呼其名呢？奶奶听了，也惊了。可奶奶解释不了。因为她是我奶奶，我原谅了她。

　　当炊烟慢慢散去时，广播员开始播报天气预报，晴，或多云，或转小雨，或有时有阵雨。广播员的声音是脆生生的，充满了感情，如播雨，那个“雨”字有不同的语气：有时有小雨的“雨”，委婉、曲折，后面还有一丝余音，似乎雨滴正在赶来的途中，提醒大家及时做好防备；有阵雨的“雨”，短促、有力，让人马上想到今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心里早早有了准备。说到“风”，声音顿挫、干净，丝毫不留空隙。播报“多云”时，那个“云”非常柔媚，有些嗲，似乎风吹稻花，扑簌簌飘过来一阵香。

　　此时，我被母亲叫起了床。

　　一家人一边吃早饭，一边听广播。饭桌在广播下面，上面是广播员脆笃笃的声音，下面是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如果遇上家里广播线路不太好，声音像闷在了锅里，那早饭吃得无声无息，一口饭闷在嘴里嚼来嚼去，就是不发出欢快的声响，生怕嘴里的吧唧吧唧掩盖了广播声。对看天吃饭的庄稼人来说，天气情况和人的情况一样重要。如果天气出现情况，人的情况也就好不到哪儿去。

　　播报气象消息有一个规律，每次播报两遍，第一遍快，第二遍慢。尽管如此，大家会把两次的气象信息都认真听完，天上的情况掌握了，这一天的力气怎么分配就有了底。

　　气象消息播完了，早饭也差不多了。不管是谁，最后几口饭都吃得呱嗒呱嗒响，煞是热闹，似乎那是对播音员的赞美声。

　　村里的人谁也没有见过播音员，但她好听的声音稳稳地站在了村人的心里。

　　有人说她是瓜子脸，大眼睛，皮肤白皙，梳一根及腰的长辫子。说这话的人嘴里啧啧有声，与之配合的还有深藏笑意的眼睛。有人猜她是鹅蛋脸，有一对酒窝，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话音刚落，说的人听的人都咧嘴笑起来，可是嘴边只有括弧，没有窝窝，眼角毫不客气往下挤。说这样话的尽是后生。他们在笑声里掩盖着自己的心事，广播员脆生生的声音走进了他们的梦里。但这样的念想只能深深藏着，掖着，每天在广播下回味她的声音，用遐想修补日复一日的辛劳。

　　据说村里有一个姓符的后生，有一次偷偷跑到乡里去看广播员。进了乡政府的门，不知广播室在哪儿，又不识字。一个穿四个兜衣服的中年人瞧见了他鬼鬼祟祟的样子，问他做什么。他不好意思直接说找播音员，绕着弯子问，喇叭室在哪儿。四个兜的中年人一听，心里马上明白过来。估计像这样的后生找“喇叭”的人还挺多的。他故意逗后生，说，找喇叭室干吗？后生支支吾吾，说不上话来。“四个兜”还想捉弄后生，严肃地问他是哪个村的，来乡政府做什么。后生哪见过这种场面，不待“大干部”再问话，赶紧从乡政府里溜了出来。

　　这件事到底还是被人知道了，不过，那时姓符的后生已经有了对象，虽然不是播音员，但表姐的表妹的堂姐也是一个播音员，这多少让他拥有一份美好的感觉，他直接说我堂姐也是播音员，把前面的两个定语全省略掉了。

　　年老的觉得这个姑娘福气真好，年纪轻轻吃上国家饭，不用下地干活流汗晒太阳，旱涝保收。对老人来说最动人心魄的不是跟国家干部握过手，也不是被领导树为典型，而是不用看天吃饭。

　　他们喜欢用投胎这一词来总结一个人的命运。他们感叹小姑娘这是前世修来的福，今世不用下地干活，不用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动动嘴巴就挣来一年的口粮。世上哪还有这样好的饭碗。老人还赞美小姑娘的智慧，居然天上的事也知道，今天刮什么风，下什么雨，小姑娘都了如指掌，太神奇了。呵呵。

　　当然，还有一些姑娘们的猜想，无疑，播音员是她们最羡慕的，见过世面，有文化，把一篇稿子一字不差地念下来。姑娘们把自己心目中认为最时髦的元素赋予播音员，想那个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姑娘应该烫着卷发，脖子里系一根丝巾，身上还有花露水的香味。天热了，还有一件漂亮的连衣裙。姑娘们遥想着播音员今天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头发。有人悄悄嘀咕，她一定是披着长波浪，涂着雪花膏。有人补充：她穿着皮鞋，因为广播结束前听到的咯的咯声。

　　姑娘们在广播下做着活，织布、做饭、打毛衣，一天天长大，直至出嫁为人妇为人母，但回到村里时，广播里的声音还是那样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见老，似乎还停留在小姑娘的静好时光里，而自己早已粗糙得不成样子。于是，再一次感叹人的命运。但，姑娘们连妒忌的心思都没有，觉得那是人家福气好，自己修不来这样好的福气。

　　晌午的时候，村口的高音喇叭响起雄壮的乐曲。大家不知道那是大合唱，只知道里面全是一张张嘴巴，似乎全村人都赶到广播站唱歌。老人觉得不可思议，每天咋有那么多人不劳作，尽到广播站唱歌，那工分怎么办？在老人疑疑惑惑的时候，播音员开始播新闻。从乡里再到村里，从上面的种子化肥到下面的好人好事，甚至哪个村的村民捉到了一只五斤重的鳖都播报。

　　人们在午饭时刻享受着广播员娇滴滴的声音，往嘴里扒一口饭，耳朵里装一句新闻，似乎那是下饭菜。一顿饭结束，脆嘣嘣的声音连同抛秧排水、鸡零狗碎咀嚼成一份营养，给松垮垮的身子骨注入了氨基酸。下午又有力气去耘田了。

　　后来，村里也成立了广播室。村支书为显示自己的权威，自作主张把广播室办到家里，自然他是首席播音员。按照规定，他的播报只能安排在傍晚。当村里人荷锄踏着暮色进门时，他开始播报。广播里初时呼呼几声，继而喂喂几下，似乎能把村上空的暮色给剪破了。那是村支书播报前的节奏，估计他在试话筒。

　　村支书的声音飘扬在村庄上空。大家开始有了议论。有的说村支书的声音像破竹杠，听得人耳朵边站满了雄鸭。有的说村支书播报时上气不接下气，怀疑他手里拿的不是稿子，而是一块块大石头。

　　其实，村支书识字不多，他念着念着就停了下来，听到的尽是破句，如今天乡干部来村指导工作，他会念成“今天乡干――部来村――指导工――作”。村里人识文断句的不多，也不在乎他破句与否，只是他中途突然停顿时，一村人都替可亲可爱的村支书担心，以为他遇上了啥事，大家上气不接下气似的等待着村支书的播音。广播没有声响，大家从自己的动作上抽回来，像集体默哀一样。待广播里再次响起村支书的声音，大家像听到了“解散”一样，恢复了原来的动作，村里一阵哐当哐当，还有唤鸭喝牛的声音。

　　三个月后村支书的播音员一职被罢免了，是被他老婆罢免的，原因是自从他当上村里播音员后，他家的母鸡不下蛋了。他老婆一怒之下，把广播室取消了，责令他马上搬离包着红布的话筒。村支书不敢违抗夫人之命，关掉了广播室。但他也不甘心把广播员的职权交出来，所以，傍晚那个脆生生的广播员声音又回来了。大家集体舒了一口气，吃饭时吧唧吧唧的欢快声再次重现。

　　我想着晚上的游戏，对播音员有了不快，那是一天中最后一次不快。

　　蓑 衣

　　干亚群

　　小时候我家墙上挂着一件蓑衣，棕褐色的，跟普通衣服不同的是没有袖口，也没有衣袋，上面是坎肩，中间是一排棕榈丝带，代替纽扣。别看外面毛刺刺的，但里面非常平整，即使与皮肤接触也不太觉得刺痒。这件蓑衣是父亲分家时的一件家什，到父亲手里已经有些年月了。当时二叔也喜欢这件蓑衣，见爷爷把蓑衣分给父亲有些不太情愿。爷爷说，你一个教书的，要蓑衣干什么，不吉利。二叔那时在村小做民办老师，一心指望着能转正。

　　那时没有雨披，伞倒是有，黑布伞，黄褐色的油纸伞，没谁会撑着伞干活。撑伞到田头的只有“干部”，他们是吃“国家饭”的，一只手用来撑伞，另一只手用来指指点点。他们站在田塍上，用一只空出来的手，指点流过农民汗水的国。一指，一点，然后用那白净的手领取工资。农民不行，心眼可以闲，手脚不能闲，闲了那是败业。一件蓑衣能帮助农民免去败业的可能。再者，雨点一到伞上，声音夸张的大，淅沥淅沥可以转换成滴嗒滴嗒。雨滴落到蓑衣上，一律悄无声息，似乎雨声全被吸进了蓑衣里。从田里回来，家人惊呼这么大的雨怎么不早点回家。雨很大？是吗？蓑衣下的人一脸困惑。

　　聪明的先人早就发明了蓑衣，穿着它既不会被雨淋湿，也不会被雪飘湿。雨雪落到蓑衣上，雨迅速钻到蓑衣里，而雪搁在蓑衣上，一抖，纷纷坠落。我一直纳闷，那些雨都到哪儿去了？我们时常在下雨天看到大人穿着蓑衣在耘田、拔秧、插秧，在平镜似的水田上像一个个标点符号，这时倒真像给庄稼指指点点。庄稼似乎得了某种要领，一寸一寸往上长。后来我在课文里念到柳宗元的《江雪》，在空旷的江面上，白雪皑皑，一个钓鱼翁披着蓑衣，头戴斗笠，手持钓竿坐在船头。老师说这是境界，这是空灵的美丽。我一边跟着老师念诗，一边无可救药地联想到村里的那位田翁，一个能够向大地指点的田翁。

　　我不知道他那时的年纪有多大，我跟村里的娃娃们都叫他蓑衣爷爷。不过，我们很少有机会叫他，他不常来，他住在另外一个村。他的家特别好找，屋后有一大片棕榈树。别人都不愿种棕榈树，认为是阴树。他一种就种了二十几年。一件蓑衣通常他一个星期就能做好，去取时挑１００斤谷，作为蓑衣的工钱。１００斤谷也不是每户人家都能随便拿得出，在他那儿赊账的并不少，他从不让人打欠条什么的，蓑衣拿走，谷子慢慢还。别看他花一个星期可以换成１００斤谷，之前他得准备很长时间，仅剥下来的棕榈皮在缝制前还需要做许多的加工活，如晒干、浸泡等。

　　他做蓑衣往往在晚上，一把竹椅子，一盏煤油灯，还有一张小木桌，一根针和一团棕榈绳。他往煤油灯盏里注入小半碗煤油，拔一拔灯芯，然后开始做活。晚上村里一户人家一盏灯，家里人全凑在灯下，各自做事，一起说话。这样的夜晚，这样的一些人，与其说取一点光，不如说是沾点光。他家是村里唯一点两盏煤油灯的。他做蓑衣时不喜欢旁边有人，一定要在清清静静的环境下才能让针线活动起来。独自守一盏煤油灯不是浪漫，而是奢侈，他是那个时候村里最奢侈的人。油灯下穿针引线，一片片的棕榈轻轻发出“蓑蓑”的声音。此刻，静夜无边。

　　他像细心的婆娘，一针来，一针去，结实而匀称的针脚既是他手艺的体现，更是他心灵静修的注脚。他把夜晚的幽静缝进蓑衣，也把自己的沉静扎进棕榈片中。我们当然无从知晓他在缝制蓑衣的时候会想什么，或想到什么，可很多人却有这么一种感觉，他做的蓑衣穿在身上比张裁缝做的衣服更舒服。张裁缝的嘴跟他手中的剪刀一样，什么话到了他嘴都是尖尖的。张裁缝心眼并不坏，手艺也不赖，就是嘴巴子太厉害。村里人大多不喜欢请张裁缝到家里做衣裳，主要是张裁缝一边做活一边像个长舌妇样东家长西家短的，一天下来嘴巴似乎没停歇过。村里的婶婶们一直怀疑衣服这么容易磨损，是不是张裁缝的嘴巴在啃？

　　据说蓑衣爷爷的祖上是我们这里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大户人家，整个村的房子他家就占了一半。到了父辈家道开始中落，到土改时他家的房子与田地差不多都变卖完了，也因这个帮他逃过了一劫。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命还不错，虽然没有享受到祖辈的福，也没有从父辈那儿继承家产，留给他唯一的好处是曾让他念过几年的私塾。学做蓑衣，有的说是曾做过他家长工的一个老人教会他的，也有的说是他自己偷偷跟人学的。有的话传来传去会变得越来越离谱，甚至掺和进去一些是是非非，但对于他的一些话，一年前是这样，一年后也是这样，十年后还是这样。不多不少，只有那么几句话。似乎没有人舍得给他添加进去一些不属于他的内容。

　　他常说他记性很差，见过几次面后还是叫不出名字，可他一看到某人穿着他做的蓑衣，一定能叫出那个人的名字，而脱下蓑衣后，他又认不出来了。这是非常奇怪的事。刚开始别人不太相信，以为他故意的，只是他故意这样做似乎又没有理由，他的性格可是很好的，从不与人计较，说他好，呵呵几声，说他不好也呵呵几声。后来，大家发现他真的是这样。不管这个人多少年未见，只要一见蓑衣，他准能直呼其名，一点不会出错。大家认为他肯定在蓑衣上作了记号，但没有人在自己的蓑衣上找到一丁点信息，规规矩矩的针眼，严严密密的缝合，除了型号有些异同外，几乎一模一样。

　　蓑衣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的时候慢慢有些落寞，雨天干活的情形不如六七十年来得紧密，村里人虽然还是靠天吃饭，可很多人已经不在乎雨天那些辰光。田翁的形象被头戴草帽肩扛锄头所取代。蓑衣退出了人们的视线，雨披和漂亮的花折伞出现在村道上，那样子确实比厚重又毛刺刺的蓑衣来得好看、轻便。

　　有一天，门口来了一个人，问我父亲有没有蓑衣，他想收购。父亲觉得很奇怪。他说，他受人之托，买几件蓑衣放到农具博物馆。说这话时，眼睛一直往墙壁上瞟，上面挂着一件蓑衣。父亲没有把蓑衣卖给他，不管这个人怎么磨嘴皮。但从他的嘴里知道了一个信息，邻村那位做蓑衣的老人已经作古，做了大半辈子的蓑衣却一件也没有留下。老人的儿子建议这个人去周围的村子打听打听，可能有的家里还有蓑衣。父亲一听，更加坚定要留下这件蓑衣。可惜，这件绝版的蓑衣在打井的时候，垫到了井底。据说，有蓑衣垫底，井水又清又甜。的确如此。不知道井底的蓑衣还在不在。我有了一种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