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为人体器官捐献者祈福。

位于镇海九龙湖畔的宁波市遗体捐献纪念陵园。（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陈敏

　　昨天，一位四川在甬打工者，因交通事故致重度颅脑损伤，生命无法挽救，捐献２个肾脏１个角膜，成为宁波市第１０４例人体器官捐献者。

　　自２０１１年１２月首例人体器官捐献以来，我市１０４位捐献者共捐献肝脏、肾脏等大器官３０２个，他们用自己的无私奉献，让超过３００位重症病人得以重生。宁波人体器官捐献总量位居全省第一；百万人口捐献率４．３５，同样位居全省第一。

　　“１０４这一数字的背后有着太多的沉重，但更多的是感动！”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巡视员周枝法动情地说，“１０４”，这不单单是一个数字，这是１０４位爱心人士，１０４个爱心家庭，共同书写的宁波大爱。

　　从初生婴儿到花甲老人

　　104位逝者送出生命重礼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２日，宁波市作为浙江省３个试点城市之一，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３日，这将是一个永远被铭记的日子。这天晚上，黑龙江籍的来甬务工者孙永海，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在亲属的帮助下，完成了人间大爱的传递———无偿捐献双肾、肝脏和一对眼角膜，成为宁波首例、浙江省第１３例器官捐献者，给３人带去生的希望，让２人重返光明世界。

　　“生命的旅途结束时，献出生命的礼物，让他人获得再生的力量。”孙永海的大爱感动了整个宁波城。

　　那天，为孙永海实施器官捐献的鄞州第二医院举行第９届肾友会，“新宁波人”梁国华携妻带子赶到现场，夫妻俩双双填写了《志愿登记表》，他们在所有可移植的器官捐献栏上打了勾。时任鄞州二院院长、市器官移植医学分会主委姚许平向广大医务工作者发起倡议：身后，要像孙永海一样捐出有用的器官。现场，８０人填写了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

　　受到孙永海的感召，一个个宁波人开始了爱的传递。

　　２０１２年实现器官捐献１６例，２０１３年１１例，２０１４年２５例，２０１５年３０例……直到昨天的第１０４例。捐献者中，年龄最小的出生才２９天，最大的６６岁。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送出了最宝贵的礼物。

　　周枝法告诉记者，短短五年时间，宁波人对人体器官捐献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不理解到理解，从被动劝捐到主动捐献。

　　陈财龙，首位鄞州户籍人体器官捐献者，全省首例生前登记身后实现器官捐献的志愿者。

　　陈财龙家住鄞州区邱隘镇渔金村，是一名有着２０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２００８年的一天，老陈萌生出一个想法：能不能在过世后把自己的器官捐献出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当时，宁波还没有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试点，找不到对口单位的他未能达成愿望。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０日，老陈来到鄞州区红十字会填写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２０１３年７月３日，５７岁的陈财龙因为突发脑溢血走完了一生，自愿、无偿地捐出了一肝两肾。

　　据市红十字会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市已拥有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９００多人，其中８０％以上为本省、本市爱心人士，职业分布有自由职业者、医务人员、工人、农民、企业白领、公务员、教师、记者、学生等。

　　逾300位重症病人得新生

　　受捐者感恩回报传递大爱

　　“我除了感恩更会承担责任，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给我的光明和希望，我会好好爱护我们的眼睛，努力工作，好好生活，带他去看这个世界所有美好的事物……”几天前，鄞州二院器官捐献办公室的章娉收到了这么一封信，看着看着，章娉又一次热泪盈眶。

　　写信的是２８岁的小杨，江西人。四年前，大学毕业后的他来到宁波。一次意外中，他的眼镜破碎，玻璃片插入左眼球。紧急手术后，小杨的眼球保住了，但左眼视力却丧失了。医生说，恢复视力的惟一办法就是角膜移植，但角膜需要等待。这一等就是漫长的四年，小杨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前不久，在广西工作的小杨忽然接到来自宁波的一个电话，医生告诉他，“有合适的角膜了！”

　　回到宁波的小杨顺利完成了角膜移植手术。可是，给他捐献角膜的是谁？来自哪里？发生了什么意外？这一切，小杨都不知道。只是有一天，鄞州二院器官捐献办公室的医生给他送来了一大袋水果，而委托他们送水果的居然是眼角膜捐献者的家属！章娉告诉记者，那天，角膜捐献者的妹妹送来了２００元，希望他们能够买点水果送给受捐者，“哥哥送进抢救室抢救时，都没来得及吃点东西，他吃了我们送去的水果，在我们心里，就是哥哥吃了。”

　　采访中，不少器官捐献者的家属说，亲人捐献的器官，延续了他人的生命，最主要的，“这让我们感觉自己的亲人仍然活在世上！”

　　宁波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金黎萍告诉记者，目前，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已纳入我市各级红会日常慰问的重点人群。她每次带队去慰问家属，总是屡屡被感动。奉化有一位老军人，年轻的女儿因意外去世，老人帮女儿实现了器官捐献。面对着慰问者，老人没有诉说自己的痛苦，却只是平静地询问，移植了女儿器官的受捐者过得好不好？在老人心中，女儿仍然活在这个世上，这些受捐者过得好，女儿也就过得好。

　　１９９６年，３７岁的翁伟斌不幸患上爆发性肝炎，最佳的治疗办法就是肝移植。２００８年，翁伟斌终于等到了机会，在上海成功接受了肝移植。爱人张夏翠回忆说，丈夫做肝移植之前，生活非常痛苦。“健康的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对他来说吃却是一件极其纠结的事情。吃少了，营养跟不上，吃多了，就会肝昏迷。他虽然已经把控得很好了，但是生活还是没有什么质量可言。所以有肝移植这样的机会，他是非常感谢对方的。”

　　今年３月２９日，５７岁的翁伟斌因胃癌去世。身为医生的他明白，一旦患癌，身上的其他器官便没有了用处，可以捐献的只有眼角膜。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他委托爱人到江北区红十字会办理角膜捐献。他对爱人说，当年因为爱心人士的肝脏移植于他，才让他的生命又延续了这么多年，如今他要用同样的方式将这种大爱延续下去。

　　翁伟斌的老家在金华浦江。受他的影响，目前，他老家的外甥女、侄子等亲戚也去办理了人体器官捐献登记手续。

　　每年30万人急需移植

　　仅有1万人如愿以偿

　　绝望地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靠一堆仪器或者一次又一次的透析过活，每天最重要的事是祈祷，祈祷自己在有生之年能等到一个健康的肝，或是一个健康的肾……中国如今每年约有３０万人正在这样的困境中排队等待着，其中有幸得以实施器官移植的只有１万人，原因正是器官的匮乏。

　　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和鄞州第二医院是我市被国家卫计委批准的具有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移植资质的两所医院。

　　昨日，鄞州二院院长翁国斌告诉记者，在他们医院，目前有近５００名尿毒症患者在苦苦等待着肾源，每名患者等候的时间为２年到３年，长的甚至要等待５年。

　　今年２０岁的莎莎就是这么一位患者。莎莎８岁时就被诊断出患有肾病，随着病情加重，只能借助一周三次的血透维持生命。一家人将全部的希望寄托于肾移植，可是，合适的肾源却迟迟等不到。等待期间，莎莎前往医院做了１０多次配型，每次都是失望而归。终于，今年２月，莎莎幸运地配型成功，实施了肾移植手术。

　　可很多苦苦等候着肾源的患者却没有莎莎这么幸运。翁国斌告诉记者，鄞州二院每年成功实施肾移植的患者在５０例左右，这与近５００位的等候者相比，比例实在很低。“等待肾源的队伍每年在扩大，这部分病人在没有肾源无法手术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透析来维生，但等待肝源的患者除了移植，没有其他有效的治疗办法，太多患者没等到肝源就走了。”据记者了解，在李惠利医院，目前有５０多名重症肝病患者仍在苦等肝源。

　　采访中，多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对记者感慨：器官捐献，仍然面临着不小的阻力。

　　传统观念的束缚，是器官捐献的主要阻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和“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使遗体捐赠工作在中国面临着重重困难。很多死者生前有将遗体或者器官捐献的意愿表达，但死者家属却不能按照其生前的意愿予以捐献。

　　此外，信息不对称，宣传渠道有待扩大。翁国斌告诉记者，尽管这几年各级红会、医院、媒体都在大力宣传人体器官捐献，但仍有部分有意愿捐献器官的爱心人士不清楚到哪里捐献、怎么捐献。翁国斌认为，器官捐献超越了医疗服务本身，其发展方向往往代表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器官捐献，理应由全社会一起来推广。

　　据了解，在美国，大部分州采用领取驾照登记器官捐献意愿制度，在欧洲一些国家也是这样。有关人士建议，我们也能参照国外的做法，让老百姓普遍了解器官捐献的意义、器官捐献的途径。采访中，多位器官捐献协调员同时呼吁，应对器官捐献者家属加强人道救助，对他们更多一些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