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７月９日晚，广州某高校大三女生小敏给乘坐的滴滴快车司机打了差评后，该司机编造与小敏开房的信息，发布在某黄色网站，并公布了小敏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头像，致使小敏不堪骚扰（７月１２日《南方日报》）。

　　一言不合，挟私报复。看起来是横流的戾气，说起来还是罚则没脾气。尽管滴滴已经对车主进行了永久封禁处理，但此事显然已涉嫌违法，不应只是“家规伺候”那么简单。

　　既然约车要留号码，租车人个人信息等于暴露给了承运方，实名制背景下，如果号码被滥用，个人信息就难免被泄露。这个时候，仅仅指望网约车平台来保障乘客合法权益，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类似麻烦，早已在网购事件中轮番上演———给店家差评被报复到人命关天的程度，也不是没有先例。电话辱骂的、短信炮轰的、诅咒恐吓的，更是司空见惯。问题是，违法报复者“罪有应得”了吗？网约车司机之所以胆敢“给差评，就将个人信息挂黄网”，说到底，是因为类似报复性行为多被说成是“闹剧”，而没有在法治框架内，站在被害者人身权益的高度去审视。

　　这个问题上，两方责任是明显的：一是平台方。既然差评有如此风险，为什么不能对给差评的用户“保护性处理”？比如让差评内容“卖家不可见”，或者单独开列匿名性的“差评榜”———既能达到警戒经营者的目的，又能保护用户的权益。二是执法部门。用户给差评后遭遇报复性行为，其实已经跟“因何差评”没有多大关系。遗憾的是，报复行为往往被执法部门界定为“小恶”，不予重视，愈演愈烈。本次事件有个细节耐人寻味，“警方两次拨打司机的电话，要求他到派出所协助调查，司机虽然答应，却并未到场。警方第三次打过去时，他已关机”。执法者如此“人性”，作奸犯科者自然“任性”。

　　值得警惕的是，“给差评，就将个人信息挂黄网”，被不少人说成网约车原罪，显然有失偏颇。网络差评的风险大小，既在于平台方对程序优化的重视程度，更在于法治环境对违法行为的约束。在网约车条例呼之难出的当下，对于网约车，还真不能一棍子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