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其军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歌德与拿破仑：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一书，德国最著名的报刊评论撰稿人古斯塔夫·塞伯特尽可能多地收集了早年歌德与亲人、友人、政要之间的信件历史资料。一点一滴的细节，拼凑出一幅历史性节点的画图，作者用逻辑加以推断、补充，才形成此书。我突然想起，歌德其实与中国关系很密切，尽管他从未来过中国，但是，他对中国文化充满敬意与遐想，他甚至被尊称为“魏玛的孔夫子”。 

　　为何这么说？有书作证。１９９８年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的《歌德自传》里，记有歌德喜欢“木偶戏”，即中国皮影戏。四岁那年的圣诞节前夜，歌德的祖母给孩子们演中国皮影戏，“她提起皮子做的影戏人子上场后，变幻成了一出一出的悲剧，引起我们幼稚的创想，尤其是我对此项戏剧的观感，一生受用无穷尽。之后，这位慈爱的祖母，把影戏人子给我们自己演……”

　　中国皮影戏就这样植入了歌德的文化血脉中，一生没有舍弃。１７７４年，歌德在德国的一次展览会上，把中国皮影戏介绍给观众，使更多的西方人见识了来自东方的文化。１７８１年８月２８日，是他的生日，歌德用中国皮影戏演出《米纳娃的生平》，在同年１１月２４日，又以中国皮影戏演出《迈达斯的判决》。《歌德日记》上记载：晚上在堤浦特有仿中国的影戏。歌德在暮年常常谈到影戏，如１８３０年１０月２９日给一位音乐家的信中说：“如你有时把有生气的柏林活动作为皮影戏，演出我的隐遁生活，你就为我作了真正的友谊行为。”

　　如今歌德故居的二楼主厅，还沿用着最初的名称“北京厅”，内部陈设仍然是中国古建式的：墙壁贴着中国装饰画，室内放着中国传统器皿、中国式样的桌子和椅子，仿照中国家具风格的古老风琴，琴盖上绘有一幅包括宝塔等中国元素在内的漆画……歌德对中国文学，更是心有所系。在读了佛朗西斯的《外族和中国人的历史、美术、风俗新鉴》一书后， 歌德写信给好友席勒说：“那本书使我非常高兴，并且中国人之精细，给了我一个好教育。”

　　歌德阅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书经》《三字经》，既感到陌生和隔膜，又感到饶有趣味和千奇百怪；“柳叶峨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他对唐明皇最宠爱的妃子梅妃所写的诗很感兴趣。

　　魏玛大公爵图书馆至今保存着一份歌德借书登记：从１８１３年１０月４日至１１月１７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歌德借走了１１本有关中国的书，即《北京游记》《中华大国新地图》《英使觐见中国皇帝行程记》《埃及及中国哲学》《１７９２年至于１７９４年英使旅华记》等。歌德曾动情地说：“我把自己抛到最遥远之处，然后才有可能估计现实。” 

　　对于中国文化，歌德最喜欢的是小说。１７８１年，歌德将《赵氏孤儿》改编为悲剧《哀兰伯诺》，但这个戏只写了两幕，未完成；１８２７年，歌德在读《花笺记》和《玉娇梨》两部小说时，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歌德最喜欢的一部中国小说，是非主流的，那就是明清时期的《好逑传》，他给予了盛情的赞美。《歌德谈话录》记载了他的《好逑传》读后感：“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

　　歌德通过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把中国想象成了理想的东方乐土。他由此谈到德国文学与法国文学，进而提出在当时很是前卫的全新概念“世界文学”。他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使它早日来临。”

　　歌德由中国文学而思考提出的“世界文学时代”的理想，如今明显就在眼前，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和理念融会贯通。这尽管与当今世界在交通、通讯等“硬技术”层面的发展有关，但又何尝不与歌德当年呼吁的“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使它早日来临”有关呢？

　　歌德的学识是广博的，对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有所吸纳，但，从他的阅读经历、创作作品和交谈言论，我们清晰地知道，中国文化成为他的学识的稳定部分。歌德又以自身有意无意的行为、作品和言论，推动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广泛和深刻传播，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