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海

　　社会治理创新，关键在于基层。近日，宁波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布《深化乡镇（街道）行政体制改革指导意见（试行）》，拉开了全市全面深化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的序幕。预计到今年底，宁波各地将陆续完成乡镇（街道）行政体制改革的组织实施工作，着力解决当前乡镇（街道）机构设置和职能配备与基层社会治理不相适应的现实难题（７月２４日《宁波日报》）。

　　谈到社会治理问题，过去常说“郡县治，天下安”。意思是说郡县治理好了，国家就安定了。关于这一著名论断，一种说法是出自东汉荀悦所撰的《前汉纪》，还有一种说法是出自司马迁的《史记》，笔者未作考证。有资料显示，自秦设县以来，距今２２００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县治”的模式。这也难怪乎古今有那么多鲜活的“县官”形象，或褒或贬，或贪或廉，反反复复出现在各种史料和文艺作品中。

　　然而，时代在发展变化，“郡县治”“治郡县”的传统治理模式，在当下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市（县）之下的乡镇（街道）这一层级，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肩负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一方面，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现在很多乡镇（街道）人口规模在不断膨胀，有些大点的中心镇算上外来人口已有十万人左右；从经济总量看，近年来出现了一批ＧＤＰ超百亿元、财政收入超十亿元甚至二十亿元的乡镇（街道）。以通常标准来衡量，这些乡镇（街道）的综合实力、承担的功能，丝毫不亚于“小城市”。治理好它们的工作难度，实质上也与“治郡县”无异。

　　再一个，从担负的职能看，乡镇（街道）的担子不轻。既要负责统筹推进本行政区域内经济和社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协调发展，又要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安全生产、计划生育等工作。特别是近年来，这一层级的政府，还承担了“三改一拆”“四边三化”“五水共治”等艰巨而繁重的任务。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法律赋予乡镇（街道）政府履行职能的权力却少得可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职权行使的“虚化”和“悬空”等现象。加上过去上面条条块块分工过细，“衙门”“婆婆”太多，处于基层政权末端的乡镇（街道）政府，疲于应付来自上级的各种检查、考核、验收和评比，使得工作精力过于分散。这些问题，都影响和制约了社会治理的成效。

　　为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面临的难题，近年来各地在这方面的改革和探索早已“上路”。包括我市推行的“卫星城市”改革试点，以及中心镇的培育，都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现在，有些中心镇不仅主要领导职级高配，还被赋予了一些县一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这些改革举措的核心，是通过“扩权强镇”，在助推当地发展的同时，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实施更为有效的社会治理。这样的探索和实践，无疑极具示范意义。

　　这次我市出台的深化乡镇（街道）行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则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可谓是一次社会治理模式的革命。意见明确赋予乡镇（街道）对职能部门派出机构的人事考核权，城市管理、人口管理、社会管理、民生保障等区域性、综合性工作综合管理权，对区域内制定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和社区建设规划的规划参与权，以及对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的参与权等等。“放权”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下放这些权力，有利于管理职能下沉，做到权随事转、人随事转、费随事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权、责、利相统一。

　　此外，我市构建的“扁平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也有利于唤醒乡镇（街道）政府的“主体”意识。特别是乡镇（街道）内设机构重新“洗牌”，将促使这一层级政府的工作重心，由发展经济为主，转移到基层建设、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职能上来。相信随着这些改革举措的全面落地，各地的社会治理水平，一定会实现新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