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靓芫

　　这件事仿佛就发生在昨晚，于某个离我住处不远的酒店，我甚至能亲自走进那里……高悬于大厅之顶的灯饰通亮、通黄，人们以此为“辉煌”。《夜宴杂谈》是全书的第一篇小说，在酒店富丽堂皇的“雅处”，随着客人们纷纷落座，各界的“精英”“泰斗”开始闲聊。然而，他们不只“三句话不离本行”，纵观全席，竟“一句话离不了卖弄”。作者就用这一席话，塑造了“高级知识分子聚会”中的众生相。

　　所谓的学者、人才，恰似《围城》里的“灰色”知识分子群像。不同的是，《围城》中人采用的是以假博士学历糊弄国人的低劣伎俩，而东君先生笔下的学者们已俨然具有当代风范，人物卖弄风雅的方式含蓄而不露痕迹，将中国艺术特有的“意会”发挥得淋漓尽致———各位先生、女士，从坐姿、声音、手杖等外在的精心包装，到彼此专心谈论的话题，严肃正经得不得了。一番谈天说地里，读着读着，读者便掉进了陷阱。煞有其事的《崔莺莺别传》讲述的是一个“寻宝故事”，众人延颈鹤望，俨然“懂行”，乃至让人忽略了，这本是个无聊的话题。当在座者以为不参与即等于没涵养时，自由已被绑架。而这场完美的演出，即我们常说的“社交”。

　　“我”在众人其乐融融的联合表演里，显得局促而冷漠。存在，是旁观，更是讽刺。正是这讽刺，贯穿了全书的９篇短篇小说。

　　东君的讽刺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在于强烈的象征意义。比如《夜宴杂谈》，是顾先生请的客。顾先生是谁？依我看，是戈多。他的身份、地位皆不重要。众人轮番粉墨登场，待到整整一段话后，才提到这位主人顾先生。或者，他们在引出下一位客人的风雅事迹前，以对顾先生的问候作为开头。这位一直被人等待着的德高望重版的“戈多”，直至散场也没发挥其除“过渡”之外的更多的价值。人们更在乎口中之物、心中之物。

　　又如《某年　　　某月　　某先生》，讲述的是男人旅途收获艳遇后，与之交流的是死去妻子的骨灰盒，男主人公“某先生”被“心上人”伤害的表现，是将手机埋入泥土，甚至连“心上人”，其实也早早沦为“某先生”主观意识的“相机”中一个与真实人物不相符的形象了。作者本人在序言中说，“作家不过是通过各自擅长的文体完成一次自我确认。”他确是循着人们种种仪式化的行为，探知廉耻公德之下的内心隐秘。

　　这种类似“人为物役”的概念，我之前在西方小说中读到过，不曾想，有天能看到一件本土料子做成的西方款式的衣裳。大抵是因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我总是很难接受西方文学作品，虽然翻译家们努力将西方文化里的精致、优雅一一列出，但我更习惯于中国含蓄的古典韵味，这就像品茗，是不能够用嘴就尝出全部味道的。

　　东君先生讽刺的另一特色，在于语言的耐人寻味，字字珠玑，句句荒唐。作者认为，短篇小说的语言特点是“简洁准确”。我认为，在此基础上，作者自创了另一特色，炼语言为“如鲠在喉”的“鲠”———未必会伤及性命，却比可见的伤口更引人恐惧。

　　小说中随处可截取这样的话语，让人物形象从普通变得模糊迷离：街头妇人与老者的谈话中，突然冒出一句“你总是相信宿命”；旅友在解释去拉萨的动机时蓦然话锋一转：“不如这么说吧，我要去更高的高原寻找一种飞翔的感觉”；一对初见的男女，忽然开始吟诗般的对白：“你说话就像一个诗人。”“我本来就是诗人。” 

　　读小说本是一件可以忘我的事，但东君先生的语言却再三突破现实生活的浅白重围，在阅读中，我们能感受到他时有时无的自我气息，这便是绵细的鱼刺。如梦般平静的湖面上，忽从现实中“扑”地掷来一块石子，冷静淡漠的叙述话语终于被拉开一道豁口，露出冲突、乖戾……再迅速愈合。

　　关于语言，东君先生用了“简洁”一词定义，我想以另一个词对书的整体进行评价，那就是“压缩”。他的小说里被压缩的不是内容，不是情节，而是在特定时间中齐齐涌上心头的某些感受。当它们被置于同一瞬间，满溢而出，我才能层层读取这复杂精妙的集合体：找不到小说的一唱三叹，只有冷漠平静的叙事；找不到跌宕曲折的故事，只有从容平缓的传奇；找不到回环点题的“包袱”，只有戛然而止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