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欣 绘

　　潘英丽           

　　改革开放以来，财富积累可视为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成为人们从事各项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那么，对于亿万家庭而言，财富的本质和功能是什么呢？国民财富结构对家庭和社会有什么意义和影响？财富结构与人口结构、与社会经济体制是什么关系？我希望通过引入“财富幻觉”概念对这些问题予以分析，给个人家庭的财富管理，也给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从“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认识财富

　　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一个理论叫做“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这个理论比较简单，但意义还是蛮深刻的。它的基本原理可以用一个平面图上的两条线来表示，其中一条随着年龄的增长向右上方倾斜，并在退休这一年垂直向下。它表示我们一生中的工作收入随年龄和资历的增进而上升、退休后不再有工作收入或者退休收入很少从而不足以支付日常开销的变化态势。这是一个全球普遍适用的规律。

　　那么，人们如何选择自己的消费模式，以便实现收入约束条件下人生的福利最大化呢？“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认为，给家庭和个人带来人生福利最大化的消费模式，就是长期平稳的消费水平。这是因为，人们的客观消费需要是相对稳定的。消费大幅度增加时，增量消费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消费大幅度减少，则人们的痛苦程度会递增。人们在消费决策时先要做三件事：首先需要算出个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收入大概是多少；然后给自己设定一个预期的寿命（这是该理论的一个缺点，事实上人们的实际寿命是很难预测的）；最后是做一个决策，也就是打算给子女留多少遗产。

　　经济学对储蓄的严格定义是，消费者当年可支配收入减去当年的全部消费支出后的剩余部分。这相当于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家庭吃过、用过并扣除明年播种后的“余粮”。因此，社会储蓄就是一国当年总产出扣除消费后的剩余产品。财富则是在某一时点上以往历年储蓄的加总，用货币表示的话，就是个人或家庭的净资产总价值。现金、金融资产、住宅等非生产性资产和工厂、生产工具等生产性资产，一起构成财富的四大持有形式。

　　买房养老的想法存在“财富幻觉”

　　那么，“财富幻觉”是什么意思呢？“财富幻觉”与央行印钞票无关，与资产泡沫无关，但与代际的人口结构相关。

　　在这里，我用人口学家提供的反映人口结构的三组数字来讨论“财富幻觉”。这是我国三个不同时间点上的人口总和生育率。１９６１年我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６．１，也就是一个家庭平均生６个孩子；１９９１年，这个数字是２．２，2０１０年以后是１．５５。

　　这样的人口结构意味着，不远的将来，我们很可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危机。我们这一代有不少人指望买房养老。其实，买房养老的想法存在“财富幻觉”。目前，中国家庭的净资产中平均６０％是房地产。当我们投资第二套房产时，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个体理性产生集体非理性的结果。老年人需要的是养老消费品和服务，而不是房子。我们今天持有房子的一个考虑是，在需要的时候用房产去置换需要的养老产品与服务。事实上，在这个置换过程中将面临两个惊险的“跳跃”。

　　一个惊险的“跳跃”，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的“产品的实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卖出去，才能实现它的价值。今天很多企业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就是没有完成这个惊险的跳跃，因而很可能就此陷入破产境地。回到买房养老这个问题上来，进入老年期，我们抛售自己持有的房产，问题是谁来买呢？理论上说，应该是我们的下一代人用他们的储蓄来购买或者承接我们的房产。但鉴于之前说过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下降，下一代的人数实际是减少的。同时，在政府实施二孩政策的背景下，这些人如果选择生养两个孩子，实际上就没有太多储蓄可以用来购买住房了。因此，当老人要卖房时，房价一定不是今天的价格。

　　第二个惊险“跳跃”，当我们以打折的价格把房产变现后，还能不能按今天的价格买到养老服务。事实上，由于提供养老服务的年轻劳动力很少，到时养老服务价格很可能会翻番。

　　这就是“财富幻觉”的含义。它是人口代际失衡造成的，也折射了老龄化社会危机的隐患。简单来说，老年人安享晚年需要的养老产品和服务，不取决于持有多少物质财富，而取决于年轻一代或两代人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

　　从三方面调整国民财富结构

　　如何消除“财富幻觉”呢？这就涉及财富结构的调整。财富结构的调整，要与国家的社会政策有关。中国未来１４亿人口的客观需要是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和人均收入提高是最为确定的趋势。同时，我们可以确定食品和物质产品的消费在消费支出中的相对重要性将会不断下降，精神文化产品的体验和即时消费服务的重要性将会不断增加。

　　针对当前国民财富结构与未来增进社会福利的客观要求不匹配现状，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调整财富结构：

　　一、需要实施代际平衡可持续型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包括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加大义务教育资源的投入，提高义务教育均质和平等性；进一步推动教育制度改革，提高下一代综合素质、专业技能和创造力；推进再就业培训，让去产能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经过培训在产业升级和服务发展中实现再就业等等。

　　二、政府需要转变职能，发挥金融市场的积极作用。包括构建有效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监管的威慑性，防范商业欺诈，提高市场透明度；健全优胜劣汰的企业破产和市场退出机制，营造适合好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消除“资产荒”，打通储蓄通往高成长产业和高效率企业的投融资通道等。

　　三、需要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并探索即时消费服务业的权责界定机制和新型商业模式，以此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即时消费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有着本质的区别，服务的生产、销售与消费是同一过程，具有很强个性化、人性化和专业技术要求。服务提供者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市场信誉，消费者的理性和遵纪守法，都是即时消费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如何健全法规行规，形成有效的市场秩序，并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来适应其发展的特殊要求，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另外，即时消费服务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在于，具有良好服务技能和敬业精神的人才不足。因此，需要探索相应的专业培训、技术传播与专业评价机制，或在即时消费服务业引入学习型的现代企业组织，进而消除这些发展瓶颈。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