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晓慧

　　北宋时，东京汴梁在一般士人的心目当中，绝对是个“圣地”，它不仅是当时的繁华所在，还是帝都皇城。苏辙从四川眉山第一次远赴东京时，就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表达了自己初来乍到的欣喜与惊讶：“至于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园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文章聚乎此也。”苏辙的这种看法在当时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而《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一书主要就是探讨外地来京的士大夫们于朝堂之外，错综复杂的人际交往活动。

　　古代读书，无非为了求仕，士人阶层和东京的官僚阶层也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除了体现在地位、身份所要求的公共活动中，也反映在本书所说的“交游”两字上。外地士人来到东京，人生地不熟，可又想尽快融入这一地域的社会关系中去，于是他们便拼命找在京的亲属、同乡或师长，这背后倚仗的其实是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的支撑。莫看佳客遍京华，要想真正在此立足，还得展开拜谒、走访、宴饮、雅集和送别这五种主要的士人交游方式。

　　“拜谒”这一交游方式明显受到了科举制度的影响。宋初，为了增加进士及第的可能，举子圈里流行向知举官行卷的风俗，也就是年轻学子向一些名宗宿儒投贽拜谒，希望借此来投师问学，博得赞誉，从而扩大声名。渐渐地，拜谒者和被拜谒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师生”关系。后来朝廷为防士大夫阶层结党营私，颁布了“禁谒”制度，但事实上，人情社会中实质性的座师和门生关系不是凭一项制度的出台就可以彻底切断的。

　　“走访”活动和东京士人的社会融入、休闲活动甚至后来的党派纷争都有一定联系。本书列举了梅尧臣七次到汴京，和友人的走访及“嘉祐四友”、苏轼诸友的相互走访，说明了士人在政治文化环境中，即便是私人性的相互往来，也难免会显出艰难和尴尬来。

　　“宴饮”是北宋的士大夫群体非常热衷的一项活动，但他们在寺院、馆阁、衙署及酒肆茶馆等地和知己好友畅饮言欢，势必会牵涉到花销费用和享乐意识提升的问题。书中提到欧阳修刚到汴京时经常叹穷，说无钱沽酒。后来有了酒钱，又觉自己“无钱买娇鬟”。再后来，真正发达了，一样是养宠物、蓄歌姬。这种物质追求就是北宋社会享乐思想的流行在士人中造成的影响。

　　至于“雅集”，那对文化和“物质”的要求就更高了。这里所说的“物质”，不是指一般的经济实力，还包括文人收藏中高档次的书画、碑帖、金石器物……此外，这种聚会的召集者也得具有强烈的文化号召力和社会凝聚力，不是说一个土豪发几张通知，就会有人来参加的。当时雅集的召集者多为文采风流的驸马爷、书香门第的大家等。

　　“送别”作为朝堂之外的一项文人的生活内容，分为私人送别和公共送别两种，其中私人送别占了绝大多数。比如在京游学、参加科考的举子要返乡了，还有根据当时的改官选调制度，在京城的官员要去地方州县任官了，都会引得好友、同僚前来送别。若是罪臣外贬，前来送行的人还担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像仁宗时，范仲淹因触犯了执政吕夷简，被贬饶州。当时“士大夫莫敢往别”，只有王质扶病前去饯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官场之中，最是患难方可见真心！至于群体性的公共送别，往往是因为送别的主导者和参与者有着特定身份，常见的就是朝中的名公巨卿离京，送者云集。

　　尽管士人的交游本质上属于个人日常生活的范畴，反映的也是个体的情趣追求、理想抱负，但同时它又难以摆脱特定时代的制约，带有鲜明的政治、文化色彩。加之东京是天子脚下，不少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也会折射到士人们的日常交游之中，所以，所谓的“朝堂之外”不过是一种表现，依赖科举生存的士人，身在江湖、心在朝堂才是现实。当然，文人之间那些自由往来、诗歌唱酬以及休闲娱乐也确实能体现他们的生活状态，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就在其间绽放着绚丽璀璨的光华。从这个角度来看，士人们的交游活动又的确具有“朝堂之外”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