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乐舞(陈寅　绘)

　　王 梁

　　回到老家，母亲总爱跟我絮叨一些村子里的事情。

　　我所说的村子是指离老家两三里地的中心村和三个自然村，我们同属一个大村子。儿时读村小，以及跟着父母去劳作或走门串户，认得一些人，知道一些事。自从上了大学并在外地工作成家，跟村子便疏离得很。基本上靠与家人闲聊获悉一些信息，并串联起记忆中的那些日益模糊的人和事。

　　“阿均家这次太惨苦了！”母亲说到的阿均我认识，比我大十来岁，母亲早亡，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记得小时候整个村子就他家住的是茅草屋，后来家境慢慢转好，这些年凭着勤劳本分，男做家具女织布，女儿上了重点高中，日子过得安康，怎么会出事呢？

　　“阿均老丈人中风瘫痪，阿均老婆和大舅子两兄妹一天天轮流照料，已经好几个月了，前些天大舅子起早开车去市场卖地里的菜蔬，估计身体太虚、太累，出了车祸，送到医院没能救回来，还在烧骨灰呢，老丈人在家里也没了，父亲儿子丧事一起办，一下子去了两个最亲的人，真可怜啊！”

　　我默然，的确够悲惨的，但除了感喟两声，我终究体验不到他们一家子所承受的哪怕百分之一的苦痛。母亲也是吧，她述说着别人的悲苦，脸上也不见什么痛楚，字里行间仿佛消解掉、麻木着她自己这辈子的苦难，她的失去我父亲的凄凉晚景恍若也明亮了些。

　　村子里还有一个人据说也快不行了，肺癌晚期。这个村民我也认得，论辈分，我得叫他一声“阿江伯”，很不安生的人，儿时记忆中我见到过他抡板凳砸自己的老婆，不过他的四个儿女倒算是有出息，尤其小儿子年轻时做了有钱老板的女婿，之后一直在外经营一家厂子。阿江伯有四兄弟，但其他三个一直与他对着干，却始终吃不消他，因为他的小女婿是有名的“破脚骨”（指地痞），一有风吹草动，他立马就会拉来一帮地痞流氓，连打带砸把人家搞个稀巴烂，即使报警也往往不了了之，村里多次调解也无果。

　　母亲说，阿江伯前些年跟着小儿子在城里享福，去年开始搬回老屋长住了。但看不出他有病啊，几个月前还见他在山冈上种地，力头很足的样子。“这种人死了就死了，做人很恶，再有钱还不是要去管山（指死亡）”，母亲面无表情中隐隐露出一丝幸灾乐祸，阿江伯因为田地界沿的问题也曾与我家闹过矛盾，他的死在母亲心中也算一种报应。

　　正聊着天。屋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狗吠，出门一看，原来是道地里开进来一辆ＳＵＶ车，车上下来一个３０岁左右的壮汉，提着全套钓具到后山水库去钓鱼。这个小伙子我很面生，母亲告诉我是村里谁谁谁的儿子，算是有了一点印象。“现在村里人真有钱啊，生活也悠闲，开着车子来钓鱼，”我自愧不如地感慨。旁边的三姐不屑地纠正我，“有什么钱啊，都是银行贷款的，”母亲进一步补充说像他这样游手好闲的小伙子有好几个，整天东打一枪，西放一炮，时常聚众赌钱，他父母在外打工，挣来的钱大多被他稀里哗啦地浪掉了。“这样的儿子，生了还不如不生。”母亲有些气愤。

　　令我意外的是，我小学同学阿宽也在母亲所谴责的人之列。记忆中的阿宽体格好，头脑也灵光，尤其是口算和打算盘的能力，当年在班上也数得上。可惜他初中都没毕业就混社会了，早早娶妻生子，却迷上了赌博，赢钱了买车翻新屋，输惨了东躲西藏逃赌债，老婆离婚了，儿子主要由爷爷奶奶带，他呢，有一日没一日的跟一帮赌友混着。听闻如此情状，我不禁心下唏嘘。

　　当然，小学同学也不乏大有出息的。比如高中毕业考上军校的小波，现在已升为部队里的团级干部，三姐说村里的文化大礼堂新辟了一处介绍本村名人的陈列橱窗，小波的照片和简介就挂在上面。他过年过节回村，乡干部、村支书都会登门造访。母亲也说小波父母现在家里吃吃坐坐，每天早晚像城里人一样在水泥路上散步锻炼，走起路来都昂首挺胸的，说话口气大，嗓门响，“有这样的儿子算是光宗耀祖了！”我又默然，母亲虽无责怪之意，我对所谓功名利禄一直也不放心上，但相比同学的功成名就、风光无限，人到中年的我终究还是对自己的碌碌无为感到了惭愧，感到了落寞，倘若能够混个一官半职或是在某方面取得叫得响的成就，至少家人在村里就有底气、有脸面了。从某种角度说，农村人很现实，甚至可以说势利得很。

　　“你知道吗？阿光又娶老婆了。”母亲说这话时的语气神情略显神秘兮兮，酷似那些爱打听、爱传播八卦新闻的小女生。我也觉得诧异，因为记得前年母亲跟我说过阿光娶了个小他十岁的外乡女子，卖相很好，而且里外都是一把干活好手，也不知道好吃懒做的阿光哪里修来的福。掐指算算，５５岁的阿光已经跟５个女人结过婚了，他与第一个女人生的女儿小孩都快上学了。阿光也没有正经职业，也不是那种能埋头苦干种田地的庄稼人，至多清明、谷雨时节挖笋卖，掘完自家的还顺带偷挖别家的，母亲那块竹山就被他糟蹋过。不过他跟大队干部的关系不错，时常能揽点轻松有油水的活干。

　　母亲每次都会提及阿兆爷，一个９０多岁的可怜老人。某种意义上说，他能存活下来而且如此高寿是个奇迹。他早年丧妻，一个人住在一间破旧的平房里，两个儿子特别是儿媳都不待见他，每年只给他几百块钱的赡养费和几百斤稻谷，其余不管不问。老人太老，背驼得与地面平行，像被拗了个直角，要撑两根拐杖才能踽踽移步，一切烧洗家务都得靠自己摸索着张罗，所以他最怕久晴不雨，因为下雨了摆在门口的水缸、水桶、脸盆就集满了天落水，可以用来烧饭洗衣。“阿兆爷年轻的时候多少出挑啦，十里八乡都有名的美男子，还是生产队长，没想到老来落到这步田地。”母亲叹息道。

　　母亲跟我唠叨的事情还有很多，谁谁家儿女考上大学了、找到好工作了，谁谁谁生了重病，谁谁家跟谁谁家吵架斗殴了，谁谁家中进贼了，谁谁谁爱偷鸡摸狗，等等。很多人、很多事我已记不得，理不清，但我还是愿意静静地聆听，偶尔搭上一两句。母亲说到的那些人和事琐琐碎碎、边边角角，却是那样的鲜活生动。作为听众和过客的我从中真切地触摸到了故乡的现状面貌、运转节律，时代快速变迁。故乡在变化，在进步，又固守着某些陈旧的风味，故乡的人在新生，在老去，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生老病死，演绎着各自的活法和传奇。

　　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口中、心中有一部乡村的历史，有一幅乡村的图景，而我一遍遍阅读着她，阅读着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