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子期为香港文化博物馆拍摄文物修复。

斯里兰卡街景。获2016年国际摄影奖（IPA）优秀奖。

严子期在《南华早报》办公室。

　　南华早报记者 严子期    

　　“摄影慢慢变成了我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摄影师有能力‘预见’他们的作品，内心所期待的画面决定了他们会在什么时刻按下快门。全身心地投入、渴望，却不奢望每次的付出能够有等值的回报，这样才能让自己在摄影这条路上越走越有收获，越走越轻松。”

　　据家庭照片记载，两岁多时，我拍过一张照片，至今还在我房间里藏着，这应该是第一次有史料记载的与摄影的邂逅。

　　都说“单反穷三代，摄影毁一生”，但由于父亲所从事职业的关系，所以从小到大，基本他用什么设备，我就用什么，这点让我觉得特别幸运。以前暑假经常跟着他到处采访，拿胶卷，提提包；时光转眼过去二十年，现在是我带着父亲飞无人机，帮他装后期软件，一起玩时下最先进的技术。这种感觉特别棒。

　　２０１４年３月开始，我还在香港浸会大学就读国际新闻专业研究生。当时寻找实习机会时，我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甚至可能还不如香港本地的应届生。英语一般，广东话只能听懂一点，从没想到在《南华早报》（下称“南早”）这样规模的平台上实习。后来，经专业课老师帮忙联系，开始为南早每周无偿拍摄一天；６月末开始三个月的实习，顺利完成之后就签了永久员工合同，转眼已经工作两年多了。

　　侥幸之余，如果要说什么优势，我想可能是我对于新事物、新环境“上手”的能力较强。过去两年内，摄影部几乎所有的职位和分工我都至少做过三至六个月，从中学到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技能，也从各个角度更加全面地熟悉、理解了南早摄影部的日常运作规律。南早“从最不起眼的事”做起的良好传统，为一个菜鸟摄影记者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理解每天所有的摄影任务，处理编辑拣选及裁剪完的照片，加上说明及其他需要的信息，放入图片库；处理摄影部日常的邮件往来；备份每天的照片等等。在这期间，借着耳边新闻台的直播，我也学会了广东话。

　　南早的任务分配不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条线，因为每天任务少则十单，多则超过二十单，只能通过每单任务的时间、地点去尽可能合理地分配。南早有１２名摄影师，每人每天的“起步价”是三单，最多的时候，我做到过六单，拍到最后大概都麻木了；量的压力，自然引起时间上的压力，据我所知，南早整个新闻组只有一台汽车，两年内我只因超紧急任务坐过不到十次，其他时间都是公共交通赶时间，实在来不及才允许打车。就此，午睡和准时的饭点都不见啦！

　　虽然看起来不那么有针对性，但就是在这些拍摄的日子里，逼迫我去接触新的环境、新的题材，也在潜移默化中帮助我一步一步建立起之后面对完全陌生环境下的自信心，同时积累了经验。

　　入行至今已经８５０个日日夜夜了，目前为止还没有最满意的照片。我也希望那样的照片永远不出现，而摄影中，满意意味着终点，终点则意味着停滞、意味着淘汰。

　　（整理：单玉紫枫） 

　　摄影圈里

　　“别人家的孩子”

　　在宁波，摄影圈里有个小有名气的“别人家的孩子”：两周岁时，穿着开裆裤，就“挂着”海鸥单反拍了第一张照片；小学三年级，学校开运动会，捧着台柯达傻瓜机满场抓拍，结果一张《临阵指挥》捧回了当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全国青少年摄影比赛二等奖……由于父亲是甬城摄影圈里著名大咖“龙哥”，他便也顺利成章地有了个江湖雅号“小龙”。

　　如今这个19９１年出生的宁波“小龙”，已入职《南华早报》两年多。在不久前召开的科技人才周中，他应邀回甬，参加在海曙举办的京沪港校友会，一不留神成了父亲的采访对象。

　　（单玉紫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