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

　　王 毅 燕文堂        

　　８０多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影响深远而广泛，自出现起就备受关注，学界对长征的研究也从未中断过。近十年来，长征受到持续关注，在广度和厚度上都取得积极进展，表现出领域有新拓展、运用新方法、更加注重细节等特点，迄今已出版专著１００多部，如《红军长征史》《长征档案》《长征回忆录》《历史的决策：长征重要会议》等，发表论文、纪念文章数千篇。

　　学者对长征出发标志有不同认识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瑞金；一种认为是于都；一种认为是有多处，包括瑞金、于都、宁化、长汀等。

　　分歧的焦点，在于对长征出发标志的不同认识。刘良认为，必须区别长征出发地、集结地和突围地三个不同的概念，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中革军委发布的第五号命令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显著标志；中央第一、第二纵队的长征出发地是瑞金；各军团撤离战场开始出发的地点分别是兴国和石城；于都是红军长征途经的第二个集结地。黄鹏生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即集中与出发相统一、整体与部分相区别、时间与地点相一致、以队伍集中后开始行动为出发标志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于都，出发的时间是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２０日。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有三种说法

　　近十年来，有关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五次说”“六次说”和“八次说”。

　　徐占权等人的《准备·密电·落脚点———〈红军长征文献〉编纂札记》考察长征中的电报后指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有五次：湘西———黎平转兵，创建川黔边苏区———北渡长江，创建川西或川西北苏区———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落脚陕北。但“五次说”并不多见，更多人持“六次说”和“八次说”的观点。

　　李冰梅、傅广华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最终确定及其战略意义》、肖居孝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六次选择》、张国育的《弘扬长征精神履行历史使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专家学者访谈录》、黄星的《红军六选落脚点———究竟走向何处？》等文都认为，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变化依次为：湘西———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陕甘———中蒙、中苏边境（或接近苏联）———陕北。

　　落脚点“八次说”更为流行。徐世强的《艰难的选择：长征时中央红军曾八次改变落脚点》、马昌法《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八选根据地内幕》、饶彦久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演变》等文则指出，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变化次序基本是：湘西———川黔边（或川黔）———川西或川西北（或川滇黔边）———川滇黔边（或黔北）———川西 （或川西北）———川陕甘———苏联边界———陕北。

　　有学者对“长征”等概念的由来做了新探讨

　　以往的研究中也涉及“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等概念的由来，但随着研究的推进，有些学者对以往既定的认知提出了质疑。

　　学界较为普遍地认为，１９３５年５月中共中央长征过四川冕宁一带时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使用了“长征”的提法。但张小灵的《红军“长征”称谓使用新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文章认为，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报告时，把１９３４年夏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称为“长征”，这才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长征”概念。１９３５年２月转战遵义时，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长征”这个称谓。

　　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由来，王作化、王晋阳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说法是怎么来的？》提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只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行程，并不是所有红军的长征路程，其他红军部队有的长征路程并没有达到二万五千里，有的红军部队又远远超过了二万五千里。

　　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有两个重要指标

　　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长征中毛泽东是如何走向决策中心的。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就是此方面论著的代表。该书采取一套新型的理论模式，从“革命理想”到“政治现实”，即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逐步政治化的过程，来解释中共政治策略和权力结构的演变。这一转变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同步发生，正是此种转变提供了主观精神的力量，加以外部因素的结合，使共产党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刘志兵、高晓的《从军事到政治：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历史轨迹》也有相似的结论。该文首先界定了判断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两个重要指标：一是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领导工作中是否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是否在党和红军中居于指导地位。据此梳理出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确立的历史轨迹：在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并被采纳；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被肯定；在决定党和红军战略方针、指挥重大战役战斗、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等方面，毛泽东发挥了主导作用。

　　周恩来之于长征的贡献不言而喻

　　郭秋琴的《周恩来对红军反“围剿”、长征胜利的卓越贡献》将周恩来对长征贡献归纳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周恩来为长征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为党和红军保护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领导骨干。长征初期，周恩来与李德等人作坚决斗争，作出了红军转兵贵州的决定，并对遵义会议的圆满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胜利会师后，周恩来坚决主张北上，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倾向作斗争。

　　与郭秋琴的宏观考察不同的是，彪晓红、杨飞的《周恩来与红二十五军长征》则从微观视角入手，以红二十五军为考察对象，指出周恩来的指示坚定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决心、明确了长征的方向和目的、支持了红二十五军有关长征决策的制定。    

　　长征人物研究不再局限于宏观概括，而是从细处着眼以小见大

　　张闻天在长征中的作用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程中原的《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从领导层面对此问题做了宏观和系统的阐释。该书着重叙述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相互配合、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整个历程，还原了张闻天在长征中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

　　关于陈云和长征，何立波的《陈云１９３５年关于红军长征文献的形成、发现及其价值》主要依据陈云在莫斯科遗存的三份讲述长征的文献———《随军西行见闻录》《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解读了陈云对宣传长征的贡献。罗燕明的《从传奇到真相：陈云１９３５年在莫斯科的报告纠正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指出，正是陈云的这三个文献转变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从以前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差距的浪漫认识转变为接近真实的认知。

　　以往涉及长征时期邓小平的研究多散落于邓小平的传记、自述或战友、女儿的回忆录中，几乎都采用了历史叙述的方式去叙述邓小平的历史贡献，而未能系统深入去探讨邓小平在长征时期的贡献。黄远声的《长征时期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探析》对此进行了尝试，指出作为长征亲历者的邓小平，在长征期间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群众、政治教育等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大众化，对长征最终取得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外，彭德怀、李先念、贾拓夫等人在长征中的贡献也逐渐得到挖掘。相关人物研究不再局限于宏观概括，而是从细处着眼，还原某个具体史实中人物的作用和贡献，以小见大，具有越做越细、越具体的趋势。

　　从社会史和地方史层面扩大了长征研究领域

　　长征途经十余个省份，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迁，因此将视线下移，从社会史和地方史层面考察长征不失为一个好视角。

　　裴恒涛的《社会变迁视阈下的红军长征与贵州社会》从政治、军事、民间信仰、民族关系及思想文化层面考察了红军长征给贵州带来的变化，是运用社会史与地方史研究方法推进长征研究的重要尝试。除此，王映泰的《红军长征在天水》、杨军的《长征·云南》、张红梅的《红军长征在陇原》、庾新顺的《红军长征过广西纪实》、刘广明的《五岭逶迤腾细浪：红军长征在郴州》、崔乾志的《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四土》、马正文和司玉国的《将台堡会师》、朱惠芳的《红军长征在汝城》、袁泽光的《中央红军过仁怀》、何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周忠瑜和杨发玉的《红军长征在班玛》等论著，也将地方史研究方法运用于长征研究中，扩大了研究领域。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