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志藏           

　　３０多年前的一天，浙东穿山半岛上一个叫白峰公社白峰街后弄口的地方，临街的供销社饮食店旁热气腾腾的摊位前，一个１０来岁的小男孩手捏粮票和钱，买到了一只刚出笼的盖着红印的大油包。然后，三个小男孩围在一起，一分为三，吃得津津有味，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三个人中，我最小，我是跟着比我大几岁的本族兄弟去他亲戚家玩的，当时的我一无钞票二无粮票，本族兄弟的兄弟用大油包来招待我们，成了物质匮乏年代的“超级享受”。

　　这是粮票时代我记忆最深的镜头之一。

　　民以食为天。粮票是买粮的“通行证”，有钞票无粮票不行，必须钞票粮票“两票齐全”，方可购粮。作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出生的我，对粮票不仅记忆深刻，而且怀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农民家庭因无粮票分配，粮票更成为一种稀罕物。

　　除了粮站买粮外，当时上饭店吃饭，到饮食店、商店买食品，同样需要“两票齐全”。粮票分为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最受欢迎的当然是全国粮票，因为全国粮票是粮票中的“老大”，全国通用。地方粮票通常只限于发行区域使用，跨区域就不买账了。并且由于级别不同，印制质量差异也很大，全国粮票印制精美挺括，而地方粮票纸质绵软，较为逊色。

　　粮食是农民种上来的，农民却拿不到粮票，而不种粮食吃供应粮的城镇居民却月月发粮票，这是当时“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中的“一别”。那时候，农家有人要出门，或者用钱去向人买，或者有居民亲戚的，则去向亲戚要，但人家给了，他家饭就不够吃了，农民就背着大米去换。当然，也可去粮站换粮票，但必须得有证明，如生产大队干部去外地开会、参观、学习，“赤脚干部”就手拿公社证明，背着大米去粮站，粮站工作人员按天数给你计算好，换成粮票。但一般的老百姓，就很难享受这种待遇。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粮站站长的头抬得高高的，就像攒在他手里的粮票，骄傲得很。

　　于是，当时也滋生了地下的“粮票市场”，农民用自家养的鸡和鸡生的蛋，私下去换粮票，久而久之，出现了专门倒卖粮票的人，那时属于严厉打击对象。

　　后来，上高中了，我们农家子弟用饭盒盛米，吃的是蒸饭。与我同班的有很多部队子弟和居民户子弟，则用粮票换中学食堂的饭票。我们吃饭时忙着去取自己的饭盒，而他们去食堂盛饭，令人羡慕，没办法，这就是差别。

　　再后来，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也做过代课教师。几年后因会写报道，又被试用为公社“半脱产报道员”，是“吃谷”（当时对非正式国家干部的一种戏称）的准公社干部了。没有粮票发，去食堂吃饭，就背着大米换饭票。这样过了三四年，到了１９８４年３月，我经过考试考核，几经曲折终于被特招为正式国家干部，“吃谷干部”变成了“吃米干部”。第一个月，我领到了３０斤“骄傲的粮票”。当了十几年生产大队党支书的父亲甭说有多高兴了，儿子成了公家的人。我自己也很激动，觉得“骄傲的粮票”归我主宰了。

　　１９９３年，粮食实现敞开供应，粮票在通行近４０年后，悄然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有一天，我在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一沓沓粮票。昔日“骄傲的粮票”已走进幕后，不再具备流通职能，摇身一变而成为收藏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