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云            

　　在四大名著之《三国演义》中，尽管诸葛亮被打造成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但也难免缺陷。尤其在他治蜀期间，看似事必躬亲，实是事无巨细地大包大揽，而这，用现代视角来看，即是官僚主义的一种体现。

　　诸葛亮身兼数职，封武乡侯、益州牧、顾命大臣，还是三军统帅，同时又是制定战略战术的军师。在具体工作中，小至校对文书、检查账目、处罚士兵等琐碎之事，他都亲自过问、亲自裁决、亲自处理，“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正如他自己所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陈寿在《三国志》中评论：“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事无巨细，亮皆专之”。

　　诸葛亮之所以事必躬亲，有一定原因：一是大志大才，蜀中无出其右者，没办法，不得不亲力亲为。七擒孟获时，王连劝诸葛亮不必亲自去，诸葛亮说“虑诸将才不及己。”一种可怜的无奈之举，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习惯、一种风格。二是三顾之情，托孤之恩，忠义使然，只能义无反顾。刘备临死托孤时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话说到这种程度，诸葛亮怎么能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所以，自“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事实也证明，诸葛亮是用全部生命来效忠刘备、辅佐刘禅的。

　　当今社会，也有些干部德不若亮之一毫，能不及亮之万一，大包大揽起来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领导大包大揽，表面看是抓改革、抓建设，忙得不亦乐乎，实际上是在不断地贻误发展、影响发展、拖后发展，带来众多负面影响。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两方面，一是民主氛围的消失。大包大揽的干部，往往独断专行，听不见甚至听不得不同意见，缺乏集思广益的胸怀。刘备托孤之后，由于“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诸葛亮又不能采纳别人的意见，如违逆众意用马谡而失街亭等，出现了一些失误。大包大揽的干部一般都自视较高，觉得同僚、下属的能力、观点都远不如自己，提的意见建议都没自己考虑得全面、系统、到位，于是就越俎代庖，一管到底，视他人如无物。甚至觉得你一进门汇报，我就已经猜到你想说什么，多说无益，就轻易地堵住了对方的嘴。如此一来，再无人提建议，民主的氛围消失了，再有多规范的程序和形式，也不过是个空壳罢了。

　　还有一个很恶劣的影响就是用人不当，人才凋零。一个单位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人才是基础、是关键、是保障。在用人上，蜀难以比魏：像张辽、张绣等武将都曾大败曹操，像贾诩、许攸等谋士都来自敌营，像陈琳这样的文士曾骂得曹操体无完肤，但最终都能为曹操所用，而且人尽其才。而一般的才智之士轻易不会来投诸葛亮，更要命的是，即使来了也未必能派上用场，最终落得“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结局。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如果求全责备，就会落得无人可用。而有些领导干部，更是会用自己的标准去套用人。在我地盘，只此一家，不能有其他分号。如此一来，就只会培养那些善于察言观色、投机取巧者，他们会把所有心思都用来琢磨你，反复研究你的说话方式、关注重点、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看你看过的书，学你说过的话，不断地投你所好，说你想听的，做你想做的，甚至你还没想到的也为你安排得妥妥当当。然而，“巧言令色鲜矣仁”，豢养了这么一批“身边人”，形成了一个个小圈子，互相吹捧和勾连，享受着奉承与恭维。殊不知，小人近而仁者远，一旦用人的导向和风气发生变质，这个单位的根基就已经动摇了。

　　而这样的领导，往往对那些以工作为重、以百姓为重，却不以上级为重的干部，就会一味地吹毛求疵，洗垢求瘢，把合不合自己心意作为评价工作的标准。用一句打油诗来表达：“我说一来就是一，我要往西就往西。总觉手下不成器，事事让我费心机。我已尽心又尽力，样样都已管到底。处处不让我满意，看来原因全在你。”

　　至此，想起习近平同志的一句话：“时间只能是见缝插针。在这个时候，就要学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管多了，绝对会管出麻烦来，大包大揽也是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