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吴央央 摄）

　　顾玮 吴央央 整理      

　　汉文化圈的构成要素

　　汉文化圈的构成有哪些要素？我这里采用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说法。第一个要素是汉字。为什么？在１９世纪末期以前，汉字是东亚通行的文字。

　　第二个要素是儒学。儒学在今天的东亚社会中仍然保留着。我记得十几年前到韩国参观朝鲜时代儒者的故居，守护这个故居的人姓张，我也姓张。他就问我，我们张姓在历史上谁最伟大？姓张的名人有很多，张仲景、张骞、张飞、张良、张居正，可是这些都不是他的答案。他的答案是张载。张载为什么了不起？他是北宋理学家，讲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这是过去的儒者对自己的一个非常高的期许。在今天的韩国，我碰到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跟我的这一番对话表明，儒学作为东亚地区的一个根，依然还存在。

　　第三个是佛学。历史上，佛教从中国先传到了朝鲜半岛，然后从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后来，日本直接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不再经过朝鲜半岛。遣唐使里就有很多的学问僧，僧人到中国来学习佛学，中国也派僧人到日本去，如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

　　关于汉文化圈的概念，各国学者的看法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比如说法国学者汪德迈写过一本书叫《新文化圈》，他说，所谓的汉文化圈主要是汉字，文字非常重要。美国学者狄百瑞认为，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文化代表着东亚所共享的文明，叫东亚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又允许通过共享传统的重叠，而坚持其本土的文化，就是说，它有重叠的部分，也有不一样的部分。还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文明圈是一个整体，共性多于个性，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文化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当然这个说去是有争议的。

　　汉文化圈内部的一次大转向

　　１７６３年，朝鲜方面第１１次派出通信使到日本去，就是这一次的日本之行，使整个东亚文化圈内部发生了改变。

　　从１６０７年到１８１１年，朝鲜先后向日本派遣了１２次通信使。通信使的组成基本上是这样的：首先有三使，正使、副使、从事官，他们的地位比较高。接下去就是会写文章、会写诗的人，叫制述官和三书记，所谓三书记就是正使书记、副使书记、从事官书记。除此之外，还有写字的、画画的、看病的以及军官、翻译等，大概有４００多人，去一趟日本约８个月。通信使到日本去干什么？当然有一些外交上的事情，可是最重要的是跟日本“文战”。大家知道，在１５９２年、１５９６年，当时日本的丰臣秀吉两次发动侵略朝鲜半岛的战争，后来是明朝的万历皇帝出兵把日本打退了，所以朝鲜王朝对明朝是感恩戴德的。朝鲜在军事上吃了败仗，朝鲜的通信使到了日本，自然希望在文化上战胜对方，他们是有这个自信也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当时朝鲜的汉文化水平要比日本高。

　　１７６３年，通信使到了日本，笔谈、唱和非常多。归国后向国王复命。国王问，表现怎么样？制述官再加上三个书记写得蛮多的，其中制述官就做了１０００多首诗。国王又问，有没有把日本人的诗拿来？正使回答说，日本人写的诗没什么可看的。其实，正使讲的是假话，是一句爱面子的话。那一年，他们发现日本人的汉文化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日本有一批青年才俊很厉害，“观贵国人聪明秀敏，此诚文化可兴之日。”“有志者渐趋文翰，比戊辰酬唱颇胜云。”

　　比较之前几次的经历就可以发现，这种改变是令人吃惊的。１６５５年通信使到日本，遇到了当时日本汉文化水平最高的人，称为“大学头”（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由林家世袭大学头的位置），他们认为，大学头写诗全无格调。１７１９年，朝鲜通信使到了日本，备受日本百姓的追捧，一定要他们写字，写完字以后还要盖上图章。可是到了１７６３年，这一切发生了变化，日本有了一批了不起的青年才俊，这是朝鲜方面对日本的评价。那日本方面对朝鲜是怎么评价呢？１７６４年，有个叫山根清的日本人说，我这辈子曾经４次遇到朝鲜的通信使，这４次里面也就几个人文章写得好，但也不免有土风，也还是有瑕疵，朝鲜人唯一可取的是写文章很快。你看日本人对朝鲜人的评价是不是也发生改变了？

　　１７６３年至１７６４年，汉文化圈内部的大转向开始了。

　　朝鲜通信使回国后，苦苦反思，怎么回事，就差了几十年，日本的汉文化水平怎么一下子就得到了提高？他们琢磨后得出一个结论。原来，清朝每年有好多的船到日本长崎去，船上除了载有丝绸这些东西以外，还带了大量的书籍，尤其是新出版的书。这些新出版的书代表了清朝的文化，对日本人影响很大。而反过来，清朝灭明入主中原后，朝鲜以“小中华”自居，认为清朝没有什么可看的文化，什么李光地、顾炎武等人，都是夷敌，他们的东西不足以观，他们的书，朝鲜也不引进。

　　当时中国到日本去的船上所带的书基本上是江南一带的。清朝江南刻书业很发达，这些书刚刚印出来就被带到日本，所以“近者江南书籍，辐辏于长崎，家家读书，人人操觚，夷风渐变。”“长崎之舶，日与中国呼吸相注，天下书籍无不海输山运。”大量的清朝新书运到日本，日本人能很快加以吸收，所以他们的文明程度迅速提高。

　　目睹日本文明的进步，朝鲜人觉得不能够再以“蛮”来看待日本，当然也就不能再以“夷”来看待清朝了，新的观念出现了。另一方面，日本人则觉得朝鲜人根本不行，不断贬低他们。连带地，对中国人也骄傲起来，他们开始贬低中国人的诗。白居易的诗在日本平安时代非常受追捧，到了明治时代，日本人讲白居易的诗也不怎么好。

　　大转向是怎么发生的？转到了什么方向？最后有一个什么结果？朝鲜跟清朝的文化日益接近。日本开始轻视朝鲜进而轻视中国，进而以“东洋之英国”自居，追踪根本在于１７６３年。

　　这之后，汉文化圈开始瓦解，这不是单一的、外来势力挑战的结果，从东亚汉文化圈的内部，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变化的根据。回到亚洲，回到我们自己的历史脉络里，同样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风景。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

　　主讲人名片

　　张伯伟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曾任日本京都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客座教授。著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东亚汉籍研究论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域外汉籍研究入门》等；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中国诗学》《朝鲜时代书目丛刊》《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以及英文刊物《东亚文献与文化》等。

　　好声音

　　———在今天的韩国，我碰到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跟我的这一番对话表明，儒学作为东亚地区的一个根，依然存在。

　　———这之后，汉文化圈开始瓦解，这不是单一的、外来势力挑战的结果，从东亚汉文化圈的内部，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变化的根据。回到亚洲，回到我们自己的历史脉络里，同样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