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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4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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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的公共治理意蕴

  王人扬 胡人斌

  

  公共治理是一种管理社会事务的模式,面对的是具体的治理问题,但其落脚点是保障和促进社会中每个公民的全面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具体到社会事务管理,“四个全面”为我国的公共治理提供了总目标、基本路径、制度保障和领导力量,从根本上有效解决当前的治理难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建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的能力,实现对公民权益的尊重和保护,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因而具有丰富的公共治理内涵。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勾勒中国公共治理的总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符合公共治理目标的内在要求,对社会成员起到价值指引和激励作用,由此成为我国公共治理的总目标。其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一个目标,完全能够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更具明确政策导向、更加针对发展难题、更好顺应人民意愿的新要求,以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二、社会成员能在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获益。虽然我国当前社会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但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已从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获得利益是不争的事实。其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落脚点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小康不仅是社会的小康,更是人的小康。经济发展不仅要强国,更要富民,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都能因国家的发展而改善自身的经济处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以人为本的根本属性,不但能激励民众为实现宏伟目标而努力工作,而且能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想法,齐心协力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二、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中国公共治理的基本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为公共治理所需的制度变革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执政党全面扫清体制障碍,进一步激发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决心。在公共治理实践上,全面深化改革冲破了束缚制度变革的思想观念,攻克现行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有助于实现对公共治理问题的良好治理。此外,全面深化改革也是解决社会“痛点”问题的根本路径。如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通过金融、税收、劳动保护及社会保障等政策的调整,加强国家对社会财富的二次调节功能,可以大幅缩小贫富差距;加强政府职能转变,转变唯GDP至上的政绩观,建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改革环保、食品和药品的监管体制,打破地方保护倾向,可有效解决环境恶化和食品、药品安全危机等老百姓感受深切的社会问题。

  三、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中国公共治理的制度保障

  公共治理必须是法治的环境下进行。全面依法治国,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体制改革,让法治真正成为社会常态,从而为我国的公共治理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全面依法治国还有效回应了公众非常关切的社会不公问题。法治的根本要义就是以制定良好的法律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准则,任何个人、组织或政党都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都应受到法律的约束。依法治国方略将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纳入了法治轨道,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四、全面从严治党,保证中国公共治理的领导力量

  中国的公共治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全面从严治党,为中国公共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为化解当前我国社会诸多治理难题提供了组织保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我国社会的贪污腐败现象还十分突出,官员腐败行为,与其它社会“痛点”问题叠加在一起,降低了民众对执政党的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欣喜的是,党中央对官员贪腐问题及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决策,并在实践上加以全面落实。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雷霆行动,极大地扭转了党的形象,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党中央在廉政制度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推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改正党的作风;完善纪委的地方巡视制度,保持对贪腐官员的高压态势;创新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制度,强化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正在逐步构建形成使党员干部“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的制度体系,这既凝聚了党心和民心,也保证了党对公共治理的领导力。

  (作者分别为宁波大学兼职教授、浙江警察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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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