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潇潇

　　一枚小小的鱼刺要了一个花季少年的生命———这不是生理病症，也不仅是心理病症，而是社会病症，生命不能承受之小———这是我阅读宁波本土作者杨洁波的短篇小说《鱼刺》（《文学港》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的第一感受。

　　《鱼刺》一开头，是少年长安对他姐姐长宁说的话：“姐，我被鱼刺卡了。”这句话是整篇小说的基石，也是作者为这位高中男生的宿命所预埋的伏笔。被鱼刺卡喉，少年长安为何不向他的父母诉说求助？因为在父母那里，任何诉说都是讨骂，无论是姐弟俩感冒了，摔疼了，被人欺负了，都会迎来当头棒喝，如“叫你不要去玩水，你看，发烧了吧？”“不是说了吗？不要乱跑不要乱跑，这下摔疼了吧？”“叫你不要跟他去玩，这下被打了没救了？”所以姐弟俩后来遇事就不向父母求助，成了“最省心的孩子”。但这枚卡在少年长安喉里的鱼刺并不省心，小说一边描述着“幕前”鱼刺在喉的不爽，一边抽丝剥茧地揭开“幕后”这个家庭的种种窘态：贫穷及其带来的尴尬自不待说，还包括父母不和，以及孩子应有的快乐在“爱心”的名义下被家长悉数吞噬等。

　　长安在被鱼刺卡了一整天后，才被父母亲获知，结果自然又被父母教训数落，以致这个“最省心的孩子”违心地对母亲说“（刺）已经没有了”。幕前幕后种种窘态厚厚实实地叠加，压在少年长安羸弱的身上，几乎令他窒息。幸亏他还有赖以呼吸生存的微小精神通道，即与姐姐长宁的同病相怜。正是长宁给了少年长安最熨帖的安慰：“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次日一早，弟弟长宁“穿着白色衬衫和黑色裤子，头发梳得很整齐”，像期待一个盛大节日般地期待着姐姐陪他去医院检查。然而，他最亲最信任的人却因车间主任打来的一个电话而赶往工厂———姐姐对弟弟失约了！这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羸弱不堪的少年长安，他选择了从家对面的烂尾楼上纵身跳下———终于兑现了他常寻思的“这世界、家里要是没有我就好了”的念头。

　　在《文学港》发表前，奉化一拨文友曾在沙龙上探讨过《鱼刺》，大家对少年长安的自杀各有说辞。我认为，少年长安生活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物质充裕时代，却又身处贫寒而又严厉失当的家庭，使他深陷于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沼泽中，成为一个高度自我封闭，且人生观、价值观非常脆弱的宅男，最终酿成他行为的失范———这个年龄的孩子处在自我发展的关键时期，可家庭、学校、社会往往把他们禁锢住了，他的自杀是个体乃至某个群体的悲剧。作者从小处说起，以鱼刺之小承受生命之重，用一根纤细而锋利的鱼刺把平常可能忽视的不堪的诸多生活碎片连缀成一件百衲衣，奉献在我们的面前，让读者悟到：生命不能承受之小。而在小说的架构上，这枚带着隐喻的小鱼刺，是小说能成活的脊梁骨。

　　读完《鱼刺》，不禁想起刚刚结束的宁波文学周上获得“储吉旺文学奖”大奖的周李立的短篇小说《去宽窄巷跑步》。评委会的颁奖词这样写道：“宽窄巷似乎可大可小，能短能长，可以建立场域，也可以讽喻世情，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周李立借助三位女性的不同视角，传达了现代生活经验的鲜活和繁杂，借由她们的经验，道出了当代女性的孤独感和精神特质。”杨洁波小说中的男生长安和周李立小说中的女生“小南瓜”虽是同龄人，从表面上看却像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循规蹈矩的穷学生，甚至因与同学一起外出的份子钱凑不出而周日宅在家里，一个抽烟喝酒、在她不高兴时会有同班男朋友带出去旅游散心，还有一个开路虎的大男友……但归根结底，他们在精神上有着实质性的相似：他们一样孤独、抑郁，一个预感自己将死，一个直接坠入了死亡……可以这么说，两篇小说异曲同工，真切道出了当代青少年特有的孤独感和精神状态。只是在小说的艺术处理上，相比于《去宽窄巷跑步》所表现的“历史与现实交叠，虚实掩映……独特的精神质地，辽阔悠远的时空感”，《鱼刺》是单薄和老实的。

　　８０后的杨洁波从创作青春小说起步，在这个领域已取得不俗的成绩，是知音集团旗下《漫客小说绘》的资深签约作家。近年来，她的青春小说越来越淡去类型小说的痕迹而向成人化靠拢，并有意识尝试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创作，也有了良好开端———今年下半年以来已在《文学港》发表了《遗忘之书》和《鱼刺》两篇小说。这又使我想起有“中国悬疑小说第一人”之誉的蔡骏，他的其中一部分悬疑小说已打通了纯文学和类型文学间的界限，以独特的维度严肃触摸着当下中国大时代的本质。那么，有着青春小说丰富创作经验的杨洁波，能否打通青春类型文学和纯文学的界限，借由当下８０后、９０后甚至００后青少年的经验，以独特的视角去感觉、触摸当下斑驳现实的本质，实现自身的华丽转身呢？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