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 收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各省份总河长要由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要求到２０１８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县级及以上河长负责组织对相应河湖下一级河长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１２月１２日《北京青年报》）。

　　河长制，即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辖区内河流的污染治理。目前， 浙江等８省市已全境推行“河长制”，另有１６个省（区市）部分实行“河长制”，效果显著。据环保部门监测，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６年，全国７９个“河长制”管理断面水质，综合判定达标率维持在７０％以上，较为稳定。其中，２０１１年无锡１２个国家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１００％……

　　“河长制”之所以有效，既是因为问题“逼”出来的办法———即太湖水危机“逼”出“河长制”，也是因为“河长制”抓住了河湖管理保护的关键，即把责任落到各级领导的头上，并以考核问责来鞭策各级领导落实河湖管理责任。河湖管理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上下游、左右岸、不同行政区域和行业，正因如此，“九龙治水”之说频繁出现在水利系统。而“河长制”，实际上是让各级领导担任“河长”负总责，以协调、沟通、调度、监督各个区域和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实现联动。

　　全面推行“河长制”要想效果更好，必须充分汲取过去八九年各地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教训。《意见》是在各地实践的基础上制定的，吸收了各地经验中的“精华”，甚至比过去地方“河长制”更严厉，比如无锡问责办法规定，治污不力者将严厉问责，而《意见》规定是终身追责。也就是说，“河长”“湖长”不管今后是升迁还是退休，只要河湖管理保护出现的问题与其有关，都将被追责。另外，各地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各地吸取教训，不要再让这些问题在今后重演，避免影响“河长制”实施效果。

　　比如，２０１２年济南首推“河长制”，并制定了具体考核办法。但据该市媒体今年６月报道，“河长制”并未起到预想中的效果，不少河道内仍污水囤积、垃圾遍布。据说，根源在于未建立完整顺畅的体制，很多制度未落到实处。因此，全面推行“河长制”须先理顺体制。再比如，媒体报道广东部分“跨界河涌河长电话无人接听”，其实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广东。这意味着公众发现河涌管理问题后无法投诉和举报，自然影响到治理效果。这个教训也要汲取。

　　尤其是，很多河湖是跨行政区域的，那么“河长”“湖长”究竟是由哪个行政区域的党政领导来担任？上述《意见》要求，对跨行政区域的河湖明晰管理责任，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实行联防联控。笔者以为，有关方面恐怕还需要针对跨行政区域的河湖制定出专门的“河长制”，以免出现问题后互踢皮球。

　　鉴于“河长制”在多数地方实践效果显著，是否有必要把这种做法推而广之，值得考虑。譬如，能否针对不同的大气污染源实行与“河长制”相似的责任制？再比如，能否在土壤污染区域实行“土长制”？如果每个需要重点治理的领域由地方主要领导来负责，并与“官帽”相挂钩，没有理由治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