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浩声

　　“形象工程”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此作了专门表述：“对一切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行为，要严肃问责追责，依纪依法处理”。这段话所用“笔墨”不多，却把“形象工程”问题上升到了用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来规范和约束的高度。

　　“形象工程”本是个中性词。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大凡工程，总是要有个形象的。重视形象的工程，固然未必就是“好工程”，但无视形象的工程往往会出毛病，留下后遗症，成为“闹心工程”“民怨工程”。对“形象工程”问题，过去舆论一边倒的批判，其实也有失偏颇。试问：埃及金字塔是不是“形象工程”？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不是“形象工程”？北京的故宫是不是“形象工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这些建筑的形象已深入人心，成了人类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因此，读懂准则中关于“形象工程”的表述和定性，不能忽视一个“关键词”———“劳民伤财”。

　　在“ＧＤＰ崇拜”的年代，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或作秀浮夸、沽名钓誉，或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不惜利用手中权力，大把大把地砸钱，搞出了一些浮华无效却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样的工程，才是我们要极力纠正和反对的。记得２０１４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收官之际，央媒曾报道过一份治理清单：全国叫停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６６３个，其中存在弄虚作假问题的有４３６起，共有４１８名责任人被查处。这一阶段性成果，既反映了问题，也说明这方面的治理工作在不断深化和推进。

　　近年来，随着科学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和中央有关制度规定的出台，过去那种动辄“拍脑袋”作决策、上项目的现象应该说已大大减少，但问题也不是没有。去年《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广西国家级贫困县凤山县原县委书记黄德意，为了在任内搞点名堂出来，擅自动用国家防治地质灾害资金５３５０万元，在出入凤山县城的山壁上雕刻“凤凰壁画”，群众反映“县里画了两只鸟花了５０００万元”，相当于该县半年的财政收入。这是典型的“穷折腾”。与此类似的奇葩案例还有：云南河口斥资２．７亿元建设“文化长廊”，建成３年后又花费３亿元拆除；广西柳州斥资７０００万元建设号称“国内最高的人物铜像”———柳宗元雕像，但项目尚未完工就被拆除……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

　　时不时有地方冒出一些奇葩的“形象工程”，症结何在？我看就在于缺乏严格问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实中，有的官员即便任内搞出了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照样升迁了吗？问责处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官员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之风。加上有些地方的主政者掌管着财政支配大权，重大决策“一言堂”，项目安排“一张嘴”，资金使用“一支笔”，缺乏互相监督制约的有效机制，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冒出来才怪呢。

　　中央在《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写入对劳民伤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进行严格问责追责、依纪依法处理的条文，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条规定，等于清晰地告诫各级官员，这方面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发展理念问题和工作作风问题，而是触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重大问题；这条规定，等于又给各级领导干部划出了一条醒目的“高压线”———违背基本规律、群众意愿和发展需要盲目上项目，就有可能面临党纪、法规的严肃处置。可以预见，给“形象工程”戴上“党纪紧箍”，能够从根本上减少“权力裸奔”，促进各地将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带来更多的“利民工程”“惠民工程”“阳光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