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 洲

　　日前，甘肃省环县公安局副局长张博因办公用房超标问题被当地纪委查处，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据悉，张博在兼任交警大队大队长后，以需要经常听取各类事故汇报、召开会议为由，将使用面积为４１平方米的３０１室挂上党建室、事故研判分析室及小会议室等门牌后用于个人日常办公。同时，他还将使用面积为１６．８平方米的３０７室作为备勤室，供其平时值班休息使用（１２月１９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置中央三令五申于不顾，张博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而受到纪检部门查处，可谓咎由自取。剖析其顶风违纪的思想根源，固然与其本人党性观念不强、作风要求不严密切相关，潜藏于部分领导干部内心深处的特权思想和日益蔓延的凭借权力谋取特殊化享受现象，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应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确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淡化，权力界限模糊，把公权当特权，把“公仆”当“主人”，把搞特殊化看成正常待遇和价值体现，超标准享受，潜规则行事。从办公用房超标到享用豪华专车，从违规使用公勤人员到长期占用多套住房，搞特殊化现象在一些地方的党员干部中可谓由来已久，司空见惯，以致享受者习以为常、旁观者见怪不怪。如果不强化教育、监督和制约予以有效遏制，特殊化现象将成为一剂毒药，玷污干部形象，损害群众利益，败坏社会风气，破坏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其负面影响和严重危害不容小觑。

　　特殊化是私欲膨胀的催化剂。与特殊化现象相互依附、共生共存的，是一些党员干部身上深厚的“官本位”思想和“等级制”观念。由于权力缺少必要的监督和制约，一些人自恃位高权重，自觉高人一等、身份特殊，就难免私欲膨胀，追求政治、经济和生活上的特殊化：在政治上搞“家长制”和“一言堂”，独断专行，用权任性，盛气凌人，为所欲为，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在经济和生活上，则表现为贪图物质享受，热衷吃喝玩乐，追求奢靡生活，甚至不惜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长此以往，难免会冲破为人为官的底线，坠入违法乱纪的深渊，最终验证“跳得越高，摔得越重”的朴素道理。

　　特殊化是滋生腐败的麻醉剂。从诸多腐败分子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腐化堕落往往是从搞特殊化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和生活方面的特殊化待遇，他们无不经历过从开始的不适应和抗拒，到一段时间后的被动适应和心安理得，再到长期浸润、沉溺其中后主动索要、刻意显摆的演变过程。从贪占不合理的待遇开始，特殊化就像一剂起效缓慢但危害极大的精神麻醉剂，让享受其中的党员干部逐渐淡化宗旨、迷失自我、脱离民众、追求享乐。久而久之，当事者难免会精神滑坡、思想溃堤，最终成为作风不正、道德不良、腐化堕落的反面典型。

　　特殊化是消解公平的腐蚀剂。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关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领导干部如果对权力缺乏敬畏感，热衷特殊化，就会消解社会公平，在公共资源分配上向权力部门和权力人员倾斜，使特定职业和特定人群的优势地位得以固化，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催生仇官心态。另一方面，领导干部搞特殊化还可能阻碍改革进程，当涉及既得利益调整时，会想方设法维护自身利益，甚至不惜利用自身权力对政策走向施加影响，进而使得改革受限、停滞或扭曲。

　　特殊化是干群关系的离心剂。搞一次特殊，玷污一次形象；耍一次特权，失去一片人心。党员干部搞特殊化，不仅伤害普通民众的感情，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将成为横亘在干群之间的一堵看不见的墙，加大公众与官员的心理疏离，堵塞社情民意的反馈渠道。如果任由领导干部特殊化肆意滋生蔓延，那么党群干群关系的距离将越走越远，基层民众的离心力将不断加大，“迟早要搞垮自己”就绝不会是耸听危言。

　　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绝非小节小过，而是涉及党的事业的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强调，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面对特殊化这剂毒药，除了强化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增强他们固本清源、抵御贪婪和奢靡思想腐蚀的机体免疫力外，更有效的消杀之方和治本之策在于，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使领导干部不愿特殊化、不敢特殊化、不能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