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研讨会现场 (李磊明 摄)

　　任春晓 李磊明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进一步确立了生态文明在“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使绿色发展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引领之一。走绿色发展之路，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是把握时代脉搏、主动适应变化的战略选择。最近，全国党校系统“现代化与绿色发展”理论研讨会在市委党校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副省级党校的专家学者围绕现代化和绿色发展主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讨。

　　一、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

　　应该从多重维度审视绿色发展。辽宁省委党校冉鸿燕教授认为，绿色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眼于中国发展实际，面对资源环境等发展困境提出的面向未来的重要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价值取向，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原则，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抓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制约下，通过保护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和生态发展理念。绿色发展要求经济发展遵循自然规律，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生产方式，是生态和经济并重，双双改善、相得益彰。绿色发展新理念体现了治国理政新思维，体现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为实现美丽中国梦具有深远意义。绿色发展可以从多个维度去规范和理解：政治维度下的绿色发展，就是将生态思维、环保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等引入到政治生活中去，通过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来促进社会的政治发展；绿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与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生命意识等绿色理念相关的，以绿色行为为表象的，体现了人类与自然共进共荣共发展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文化现象的总和；社会建设维度中的绿色发展，体现在推进循环、低碳发展，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等。

　　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崭新的绿色现代化。黑龙江省委党校教授马边防提出，绿色发展不仅是价值追求，更应体现为一整套实实在在的绿色行动。包括：建立绿色工业体系，发展绿色农业，建设绿色城市。体现在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构建产业新体系等诸多方面。绿色发展必须建立在一整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基础之上，既需要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评价制度，也需要涵盖全面的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施绿色发展战略，走绿色发展道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２１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崭新的绿色现代化，是生态文明的绿色现代化，是生态资产不断增加升值、生态盈余不断扩大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化。

　　二、生态现代化和生态生产力

　　生态现代化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选择。中央党校赵建军教授认为，发轫于德国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在解释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之间悖论的基础上，反思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探讨一种现代化和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知识规律，旨在通过科学技术、政府调控以及公众参与等要素，变革传统不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旨在建构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生态路径，将自然系统引入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从现代主义和技术主义两个方面进行解决的方案，将技术与制度结合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所以。对于生态现代化，应该从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两部分的相互作用进行理解，其后才有了生态文明的出现。生态文明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内在逻辑指向，生态现代化昭示了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选择。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是以追赶先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为目标。因此，我们要借鉴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从制度建设、市场和经济主体、社会力量以及技术创新等四个方面整体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生态现代化的路径推进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于西方传统现代化进程的超越，是在中国特色生态现代化理论指导之下的理论与实践范式的重新建构。

　　生态生产力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革命。北京市委党校讲师李劲博士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他们通过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异化现象，高度概括指出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两大根本任务是争取“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两个和解”是内在统一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是“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物质基础，“人类本身的和解”则是“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的社会前提。现在有学者开始挖掘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的生态元素，提出了“生态生产力”这一崭新命题，以解决历史发展困境和深层的物质基础动力难题。生态生产力观主张在尊重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同时并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是一个人性与生态性全面统一的社会形态，这种统一不是人性服从于生态性，也不是生态性服从于人性，而是要在思维方式上打破工业化的思维模式，反对“资源无限论”和“环保包袱论”的错误观念，从政治、经济、法律、伦理、教育等方面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以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消耗最小的力量，实现最佳物质变换。

　　三、绿色发展的协同推进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工程创新。陕西省委党校副教授梁军通过对自然资源富集地区如鄂尔多斯、神木、唐山等资源型城市城镇化进程的考察，发现这些地方由于资源丰富导致产业单一性带来的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等问题逐渐凸显。而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必须尊重城镇化发展规律，因势利导。要实现新型城镇化这个“大工程”项目的良性发展，必须坚持工程创新的路径，统筹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两只手的作用，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通过工程创新推动新型城镇化转型升级，从资源要素驱动变为创新要素驱动，使之成为新常态下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绿色发展需要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宁波市委党校副教授刘华安认为，绿色发展涉及面广、涵盖范围大，过去政府作为单一发展主体的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绿色发展复杂多变的要求，将政府定位为绿色发展的唯一主体必然导致“政府失灵”，而新公共管理为了提高政府效率才采取的市场化（以民营化为标志）、去行政化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效率带来的治理压力，但集中表现为市场领域的分配不公、市场垄断、负外部效应以及公共资源过度使用的“市场失灵”问题没得到根本性解决。因此，绿色发展中多元主体的协同既然包括政府协同、市场协同、社会协同，还包括在政府协同、市场协同、社会协同基础之上的三者间的协同治理，它不仅有效克服了传统公共行政中以政府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政府失灵问题，打破了政府与社会的力量边界，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平等参与绿色发展，共享绿色成果的良好局面。同时，通过与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绿色发展各个主体之间相互协调、合作与发展，形成良好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为推进生态文明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生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