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　　（新华社　发）

　　钟昌标

　　宁波经济的活力之源在于开放、制造业和港口，开放构成宁波经济的历史品格。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宁波在建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始终没离开过国际贸易。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的辉煌成就更是得益于国际贸易。中国入世十五年，宁波以开放胸襟加速前行，张开双臂拥抱经济全球化，已然成长为开放经济体系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一、开放经济成绩斐然

　　外贸增速世人瞩目。进出口贸易总额保持了连续高速增长，宁波外贸取得快速发展，出口额从２００１年的６２．４４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７１４．２９亿美元，进口额从２００１年的２６．４７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２９０．３６亿美元，增幅均接近或超过１０倍，进出口总额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８位。

　　转型升级量向质变。中国入世十五年，也是宁波外贸发生质变的十五年。宁波商品出口不仅获得了量的快速提升，出口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入世之初，依托人口红利，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宁波产业出口的重要引擎，其出口比重大大超过资本密集型商品。然而，随着大量外来资本的引进以及外资带来的技术外溢，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的下降，宁波加速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使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了大幅度提升。虽然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国际竞争优势发生逆转，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独占鳌头

　　宁波制造享誉全球。中国加入ＷＴＯ，成为世界生产网络的重要一员，参与世界生产网络的分工，进而深入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极大地推动了宁波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使其增速连续居国内前列。

　　双向流动内外兼修。中国入世以来，宁波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宁波实际利用外资额由２００１年的８．７４亿美元上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４２．３亿美元。随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宁波开始实施内外联动的高质量“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并举的战略。

　　开放新体制现雏形。中国入世十五年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成为应对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必然选择。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下，宁波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走在前列的一个城市。但回顾和反思中国入世十五年之路会发现，在新一轮发展过程中，我们也碰到了许多困难，整个开放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

　　二、未来环境充满挑战

　　首先，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全球经济现状愈加羸弱。全球经济呈现出产能过剩、资本过剩和模式过剩状态。美国经济体陷入长期“新平庸”，欧洲经济放缓与内部危机叠加。自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未能找到新的增长点，全球经济结构处入深刻调整中，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充满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国际贸易增速大幅下滑。从２０１１年起，国际贸易的增长均低于世界ＧＤＰ的增长，这种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二是逆全球化趋势甚嚣尘上。“逆全球化”现象在２００８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后表现尤为明显。实施贸易保护，设置贸易壁垒，用反倾销手段干预正常贸易成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手段。２０１５年全球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数为７３６个，较上年增加了５０％。中国依然是最大的受害者。三是多边贸易体制举步维艰。在ＷＴＯ多哈回合谈判裹足不前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兴未艾，自贸区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尽管ＴＰＰ和ＴＴＩＰ前途未卜，但区域及双边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趋势短时期内不会改变，使ＷＴＯ难以实际发挥协调区域经济合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干扰和侵蚀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职能。四是国际经贸规则竞争加剧。面对世界经贸格局新变化，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发达国家致力于掌控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在多边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谈判中，努力搭建“２１世纪的国际经贸新规则”，积极推进“竞争中立”、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环境保护等新议题谈判，并试图把中国排除在规则制定外，成为规则的单纯接受者。

　　其次，宁波自身结构转型破局难。宁波以制造业见长，但大多处于产业低端，长期游走在无核心技术、无品牌、无信用、无系统的“四无”之境，竞争优势被逐渐烫平。当下处于既要“前瞻”还得“顾后”，遭受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一个地区的外贸是否强大，无非是两个方面：规模和结构。对于处在发展初期的地区而言，没有能力主动选择外贸结构，规模无疑是优先考虑的。这类地区外贸的重要目的是创造外汇，追求足够规模的货物出口则有利于实现这一目的。但是，外贸规模的“大”并不必然衬托出外贸的“强”。在内外各种因素交织影响下，宁波外贸增速已经明显放缓，需要通过外贸结构转型成就更可持续的增长。

　　此外，开放的政策效应衰减。当前，从国家层面看，被产能过剩、消费不振、创新不足、金融空转等问题困扰。过去３０多年，宁波对计划单列市的政策红利的利用几近极致。然而，一方面，国内相关领域的改革停顿，需要找到新的改革开放突破口；另一方面，宁波在省内的地位在悄悄变化，浙江自贸区等重大开放政策落户舟山，“网上自贸区”落户杭州，宁波未能在国内率先争取到自由贸易园区试点，失去了新一轮开放促改革发展的航标地位。

　　三、瞄准方向敢于突破

　　一个地区的开放经济发展战略，应与该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宁波过去所采取的开放经济战略是与宁波过去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经验证明，要突破瓶颈必须敢为人先，而且要敢想敢干。新形势下，宁波开放经济的未来至少可以在以下发展方向上开拓：

　　一是以超比较优势为核心的梯型对外货物贸易新方向

　　从短期和静态来看，应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从长期和动态来看，应培育一些目前没有比较优势但未来对区域经济具有主导意义的产业，以在未来形成比较优势。积极支持一些可以与发达国家同时起步的产业，推动科技的自主创新，发展某一些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业。

　　之所以以超比较优势为核心，是因为它最能促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最能提高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之所以是梯型，是因为对不同产业，要实施不同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传统优势产业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对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产业培育其动态比较优势以参与国际分工，对于与发达国家同时起步的新兴产业则应该创建超比较优势以参与国际分工。这种阶梯型的对外货物贸易发展战略，既可以充分发挥已有的优势，又可以培育潜在的优势和超级的优势，将有力地推进现行的对外货物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持续发展。

　　二是以比较优势变迁为背景的雁型对外服务贸易新方向

　　目前，宁波运输业一枝独秀，但它只是一只孤雁。雁型战略提出，要扶持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生产性服务业和培育具有超比较优势的新兴服务业，以在核心区对外服务贸易中形成雁群。开始的时候领头雁可能还是传统服务业，但随着其他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在未来对外服务贸易中将逐渐成为领头雁。

　　三是内外对接国际贸易平台建设新方向

　　着力打造自主性国际直销网络，针对目前宁波国际贸易处于低端、附加值低的格局，总体思路是提升市场层次，加强品牌和营销网络建设。扎实推进国际贸易展示中心建设，按照依托浙江、服务长三角、辐射中西部、连接海内外的要求，广泛集聚国内外贸易资源，不断强化国际贸易展示中心企业集聚、平台交易、信息集散、集中服务等贸易功能，增强进出口产品展示和交易能力，做到“内外贸结合、常短展互动”，使之成为国内外商家的重要采购基地、国内外大企业的国际营销机构集聚基地、进口设备和原材料的重要供应基地、长三角南冀的国际展览展示基地和国内外贸易的物流配送服务基地。着力提高进口经营水平，继续扎实做好进口培训、实习和“孵化”工作，扩大核心区进口贸易实绩队伍，提高进口企业经营水平。积极培育重点进口企业，大力发展亿美元级、十亿美元级本土进口大企业。重视招商引“进”工作，鼓励境内外有实力的进口贸易企业来核心区开展业务。建立进口产品内销网络，引导外贸企业充分依托宁波舟山港和口岸优势，以进口业务为突破口，逐步建立自主性的进口产品内销网络，形成内外对接的产品营销体系。积极培育特色进口产品交易市场。依托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功能、区位和政策等优势，争取建成若干个红酒、化工、金属、塑料等各类关键投资品和适销消费品进口专业市场，吸引和集聚相关专业型、特色型企业，搭建进口贸易平台，增强宁波舟山港进口集散、辐射功能。与此同时，引导外贸企业依托进口产品内销网络，或者以合作、参股等方式参与国内成熟营销体系，将优质出口产品引入国内市场。

　　四是贸易便利化口岸软实力提升发展新方向

　　国内口岸间竞争日益加剧，口岸发展已由硬件建设向功能拓展转变，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外贸经营相关企业要求口岸通关服务便利化、降低口岸综合商务成本的渴望日趋强烈，构建功能齐全、高效便捷的口岸软实力已成为贸易口岸新的竞争制高点。特别是随着上海、义乌、舟山等周边地区争取到国家级开放试点及相关优惠政策，宁波处于政策洼地的态势愈加明显。在口岸建设上，国家正在推进口岸贸易便利化改革试点工作，宁波争取试点既可以凝聚共识，也可以借力国家政策加速口岸便利化运行新机制、新模式的形成。

　　努力提升口岸实体服务平台和电子口岸信息平台的效能。一方面，可以对现有的宁波国际航运中心进行扩容扩能，吸收更多的货代、船代、报关行、航运保险等口岸相关企业入驻，提高国际航运中心的集聚辐射效应和发展能级。宁波可以在深化“大通关”的基础上，根据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协同发展的要求，整合做实电子口岸移动办公平台、船舶进出口岸联网审批系统等相关平台，综合运用现代科技和信息手段，不断推动宁波从电子口岸向智慧口岸转型，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程度。推进不同特殊监管区域功能形成政策叠加效应。宁波具有较全的特殊监管区域类型，如宁波国际航运中心、北仑海港口岸通关中心和宁波机场快件监管中心等，需要加强这些牌的综合服务功能。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宁波需要完善特殊监管区域政策和功能，整合特殊监管区域类型，强化监管和服务。在政策功能优化上，积极推进并实现不同特殊区域功能、政策叠加。

　　五是“引进来”和“走出去”融合发展新方向

　　新时期提升宁波开放型经济，必须进一步重视企业“走出去”工作，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相联动，构建开放大格局，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

　　（作者为宁波大学教授、市港口文化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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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幼文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深入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立足自身实际扩大对外经贸交流合作，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开放发展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清晰的发展方向和独特的体制优势。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大力发展出口贸易，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当时，尽管我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但生产的产品质量和档次较低，难以打开国际市场。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开拓国际市场，我国开始大力引进外资。外资的流入带来了技术、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推动我国加工贸易快速发展，进而带动出口高速增长。这是一种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的“要素合作型”发展模式，利用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快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难以流动、闲置浪费或低效使用的局面，创造了新的体制优势。于是，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其他资源要素也从生产率低的行业流向生产率高的行业。正是这种以开放引进先进要素、以改革动员存量要素的双重战略促进了要素集聚，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一个国家的开放发展水平需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而提升。“要素合作型”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加入了国际分工，但因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只能获得较低收益。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迫切需要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并形成支撑高水平开放和大规模“走出去”的体制机制。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开启新一轮以开放促改革进程，努力在新的发展水平上增创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优势。

　　今天，我国从引进外资开始的对外开放走到了“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阶段，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权更大、空间更广阔。对外并购有利于我国企业利用国际高级生产要素，加快中国制造与国外品牌、营销网络的结合，推动制造业升级，带动国内产品出口。“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开放发展新阶段为促进世界合作共赢、共享发展机会而提供的公共产品，是我国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各类企业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中“走出去”，同沿线国家企业共同提升发展能力，进而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各国的合唱。这一全新的合作方式和要素流动模式，将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