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潇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随着年岁渐长，对这句话的感受越来越真切。光阴如水，它能在山岩间作绕指柔，又在水滴石穿中现百炼刚。光阴就如此这般或柔或刚地侵蚀着、雕刻着这个世界。奉化，便是光阴蚀刻的作品。

　　唐开元二十六年（７３８），由越州鄮县地析出的奉化始以独立建置县亮相大唐版图。览当时之世界，欧洲正陷罗马帝国衰亡后的创伤中，西亚与南亚小国动荡纷争，美洲和非洲尚在沉睡之中，空前强盛、国土面积超过１０００万平方公里的唐朝屹立东方。开元年间是盛唐之巅，连一向忧国忧民的杜甫都这样礼赞：“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奉化不负盛世，甫一设县就跻身上县。这是这块土地数千年文明的厚积薄发：早在五六千年前，古越氏族部落就在境内名山后一带创造了璀璨的名山后文化，为吴越文化的重要发端之一；在距今４２００年前后，先民们在以今白杜村为中心的周边区域建立了堇子国，超越华夏大多数原始氏族部落率先跨入奴隶制社会；秦代设鄞县，白杜设为县治达８００余年之久，成为古鄞政治中心。上县奉化，便是这壮硕的光阴之藤上结出的一枚硕果。

　　从开元盛世华丽登场的奉化，经数百年的光阴涵养，至宋元时期忽然风生水起，名人辈出。其中出生于黄贤村，后游历江淮，终隐居西湖孤山的北宋隐逸诗人林逋，名列“四明四先生”之首的南宋理学家舒璘，元代文学“东南文章大家”戴表元等便是勇立潮头的代表人物。而在舒璘所在的舒家村，仅南宋一代就出舒姓进士３０多位，其中舒璘兄弟有４人中进士，留下“舒半朝”美誉。当时奉化人文之丰茂可见一斑。中国历代文献大都疏于对经济的量化记载，但从奉化在宋代由上县升至望县，在元代元贞元年（１２９５）升格至州，其经济繁荣、人丁兴旺也就不言而喻了。

　　光与阴相伴相生，喧嚣与沉寂轮回流转。奉化在明初撤州复县后曾有过数百年的雌伏，但到清末民初，奉化忽又令世人刮目，在社会各领域涌现众多在周边地区乃至国内外都有影响的人物：如力倡新学的光绪进士、民初任浙江省教育会长的孙锵，首创西医眼科医院、开中国中西医结合治疗眼病先河的陈滋，创办民丰、华丰、云丰造纸厂等实业的竺梅先，创办华孚金笔厂的周荆庭，在欧美诸国设分公司，任中国冰蛋业公会和世界蛋业公会理事长的“蛋大王”郑源兴，“红帮裁缝”领军人物王才运、江良通，同盟会元老王正廷、庄崧甫等，其中王正廷曾出席巴黎和会，坚持拒签对德和约，又任中国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终身委员等职，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相比之下，蒋氏父子及俞飞鹏、俞国华、毛邦初等大批奉籍民国军政要人则是晚辈了。而浙东工人领袖王鲲，共青团先驱、团湖北省委书记卓恺泽，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卓兰芳和中共宁波地委委员、后来成为著名文学理论家、作家的王任叔（巴人）等，都是中共早期党史人物……

　　为什么奉化的历史长河流经宋元和清末民初会溅起这么大的浪花？我觉得这两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同文化间的剧烈激荡催生了基因裂变，极大地激发了活力。由于金兵入侵，北宋末年北方士民开始避乱南迁，及至南宋偏安临安，南迁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大量的北人也涌入了奉化。据现存最早的奉化方志《嘉靖奉化县图志》等文献记载，宋天禧年间（１０１７－１０２１）奉化人口为８１６１户，１６６１６口；相隔不到百年，到宋政和年间激增至２８０３３户，６１２７０口；而到１２世纪中后叶的元朝至元年间，又激增至４８３５２户，２６２８２０口———这个数字在以后的６００余年间一直未被突破过，相当于１９０１年时的奉化全县人口。大量北人迁奉，挟带来丰富的北方文化元素，它们与南方文化、奉化地域文化元素激荡交融，迸发出巨大的新能量。而清末，宁波、上海成为五口通商城市，境内县江、剡江、东江航道（当时宁波各县均无公路）连接宁波，再连接上海，可谓通畅便捷，再加上奉化作为甬方言区的重要组成片区（余慈地区大部属越语区），与甬沪两地是地缘、语缘和人缘上的近亲，新思潮、新文化得以迅速传入奉化，使奉化在时代潮流中再呈风云激荡之势。悠悠光阴向我们传递着最靠谱的信息密码：迎接时代潮流的洗礼是地方前行最根本的动因。

　　梳理着隐现在数千年光阴中绵长的奉化精神脉络，我不能不想起中国“红帮裁缝”先驱们。遥想当年，他们从奉化江两岸日渐凋敝的田野里起身，在令人断肠的黄昏里，肩背一袭打着补丁的蓝布包袱，告别妻儿老小、兄弟姐妹和乡邻，从王溆浦、南渡、浦口王、江口、方桥、西坞等大大小小的乡村或集镇码头，行色匆匆登上人货混装的“夜航船”，次日拂晓又睡眼惺忪地赶往宁波江北岸轮船码头，再钻进“上海轮船”底舱统铺。然后，他们在上海十里洋场或落地生根，或歇脚后再北上海参崴，东涉日本，近赴港澳，远渡美加……在这看似不经意的生计奔波中，光阴证明他们完成了一项实现梦想、超越自我的伟大壮举！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王朝里，万般以农为本，万般以读书为高———耕可以获衣食，学而优则仕，工匠历来被社会所鄙薄，商更是等而下之，行商必作奸犯科（所谓“奸商”）。当时的“红帮裁缝”们所从事的则是前店后场的活计，扮演的是亦工亦商的角色，其社会地位之低下也就可想而知了。但从另一维度考量，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剧烈动荡和变革之中，国内革命或动乱的烽火不断，洋枪洋炮撞开国门之后外来文化接踵而至，封建社会正走向全面崩溃……这批奉化先人的脚步，恰恰是踩准了当时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文化转型的节奏！到如今，“红帮”已经不单纯是一种技艺、一种产业，而沉淀为一种文化。我以为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求精求新，超越自我。求精是指他们继承弘扬了本帮裁缝精工细作的本色，求新是指他们敢于接受外来文化并勇于创新，两者兼备使他们在不长的时间里历史性地完成了工商文化对几千年来农本文化的伟大超越，完成了自身身份的历史性转换！“红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和重要的商帮，“红帮”精神是奉化数千年精神脉络上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红帮裁缝”的发祥、发展，传承了璀璨的名山后文化，荣光的白杜中心时期，昌盛的宋元中兴时期、风云激荡的清末民初时期纵向精神脉络；以超越自我为核心的“红帮”精神又昭示着、激励着奉化人再续梦想，再创新业绩。但令人扼腕的是，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里，奉化承受到了相对其他地区更大的压力，精神脉络一度出现挫伤、断层……

　　划时代的１９７８年终于劈波斩浪而来，沉寂了多年的“红帮”精神，在改革开放曙光初露之际一朝薄发：当年那大大小小数百家服装厂不可思议地蜂拥而起，“中国服装之乡”花落奉化，不啻加速了经济发展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尤为重要的是迅速有效地唤醒了千家万户被禁锢年代所扼杀的创业意识、市场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奉化在改革开放前期的初航是百年前那“夜航船”的续航。１９８８年的撤县设市便是水到渠成。穿越数千年光阴的基因在变异中顽强传承、传递。

　　如今，又一波时代大潮已向撤市设区后的奉化涌来：最柔软、最坚硬的光阴又开始雕琢、打磨它手中的作品……迎浪搏击，才能不负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