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弓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

　　一位８９岁的老妇人，是一位已过世部队首长的妻子。因为一点小病，住进了医院。可是病情一天天加重，最后竟离开了人世。离世之前，我去看过她两次。第一次去看她时，她还能坐在病床上跟我说话，第二次去，已经进入昏迷状态。我在床边盯着她的脸足足十分钟。戴着呼吸机的她呼吸还算平稳，但每隔十几秒钟会皱一次眉头，一定是肉体还在经受着病痛的煎熬。她的小女儿跟我说：“妈妈昏迷前一直让我找领导，问她找领导干什么，她说让他给我一颗子弹！”可见，虽然不停地在输液，她的身体却承受着难以言说的苦痛。她的五个子女一直为此事纠结：用药还是停药？老人多次提出不要再抢救，让她早点走。可是孩子们还是下不了决心，也询问过我怎么办，我也说不出停止抢救这样的话。

　　因为痛苦而不愿继续抢救的病人，远不止这一例。宁波日报社有一位３０来岁从事广告设计的女员工，我的第二部《大题小作》封面是她给设计的，后患胃癌且已是晚期，但她父母一再坚持抢救，在医院挂营养液维持着微弱的生命。可是女儿痛苦难忍，几次乘家人不备跑向病房的窗口，想跳楼了结生命，都被亲属拽了回来，最后还是不治身亡。最近央视播出的发生在鄞州人民医院的“最后的牵手”，那位老爷爷最后用颤颤巍巍的右手写下了“拔了就了”的亲笔遗言，离开了人世。

　　明知亲人时日不多，但不仅子女们不愿做出停止抢救的决定，出于多种因素考虑，医生也不敢提这样的建议。于是，病人痛苦，家人痛苦，而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做着对挽回生命实际上毫无意义的事情，医院也很无奈。

　　这就自然想到了一个久远的话题：安乐死。说它久远，是因为关于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已有很长的历史。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与活力，处死生来就存在病态的儿童。亚里士多德曾在著作中表示支持这种做法，柏拉图赞成把自杀作为解除无法治疗的痛苦的一种办法。毕达哥拉斯等许多哲人、学者、政治家认为，从道德上说，对难以治愈的病患者实施自愿的安乐死是合理的。 

　　人类社会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资料不足以养活所有社会成员时，这种安乐死的习俗也许是适宜的。但当社会进入生产力水平较高阶段后，这种安乐死的习俗就渐渐中止了。尤其是宗教的兴起，从根本上动摇了支持安乐死的理念。１６世纪后，人本主义兴起，从天赋人权的基本思想出发，虽然也有学者从社会的效益和理性的思考出发，提出了安乐死的主张，如培根、休谟、康德等，但总的来说，关于安乐死的讨论，相对沉寂了。

　　安乐死问题之所以以后又引起广泛讨论，主要是因为１９３５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自愿安乐死合法化委员会。３年后，美国也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４１年后，法国、丹麦、挪威、瑞典、比利时、日本甚至意大利、西班牙，也出现了自愿实行安乐死协会。这些民间组织的宗旨就是争取安乐死的合法化。英、美的安乐死协会还起草过能妥善防止发生谋杀、欺骗、操之过急的建议。但他们的提案均被所在国家和地方立法机构否决。

　　中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１９８８年７月，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具备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自１９９４年始，全国人大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１９９７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但至今为止，全球只有荷兰通过了完全允许安乐死的法案。 

　　凤凰财经不久前发过一篇文章，呼吁提高“死亡质量”。经济学人发布的《２０１５年度死亡质量指标》披露，英国位居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７１。英国的“死亡质量指标”之所以高，是因为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以减缓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有尊严。我想，为了人的完满幸福，我们也应该尽快把提升“死亡质量”列入幸福指数，推进安乐死早日获得法律认可，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仅能活得愉快，也能死得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