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其军

　　半个世纪以来，每一个上过学的人，都受过一个人的直接馈赠，因为，小学一年级所学的汉语拼音，离不开他的贡献。他就是周有光，原名周耀平，１９０６年１月１３日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周有光少年时就读于常州高级中学，与日后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是同学。这种无独有偶，或许与那个共处的环境有关吧。前些年，已是人瑞的周老先生说：“上帝把我忘了。”

　　借着周有光这一非常有料的百年“老字号”，多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口述”。比如，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三联书店出版他的《百岁追忆》；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对话周有光》；２０１５年２月，浙江出版社出版《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今年１月１３日，周有光刚刚过了１１２岁生日。然而第二天，即１月１４日，这位语言大师却逝世了。看来，这回“上帝”想起他了。

　　通常，人生能“梅开二度”，就足以欣慰。但，要说周有光先生，他大概有三“春”。先说第一春吧———

　　青少年时节，周有光一家迁至苏州生活。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这所学校创办人张冀牖的二女儿张允和是她的同学。两家离得不远，渐渐就相互熟悉了。１９２８年，张允和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接着转到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当时，周有光也在那里读书。两人正值青春年少，又各有风度与才华，不免互生爱慕。

　　此后，周有光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任教，主动给张允和写信，落笔就是：“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然而，张允和不怕穷，于是，两人开始飞鸿传情。１９３３年４月３０日，他们结婚了，这就是周有光的“第一春”。值得一说的是，在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张允和的三妹张兆和正被一个男人狂追不舍，那是一段名气更大的爱情故事，那个男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沈从文。

　　接着，说说第二春———５０岁，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与事业已经定型，而对于周有光，那却是另一种生命体验的开始。５０岁之前，他的身份是经济学家，长久担任经济学教授，以及在金融行业任职。但在５０岁那年，他有一个“华丽转身”。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样的会议，怎么会邀请他参加呢？这得补充几个背景———读大学时的周有光曾主修两个专业，一个是经济学，另一个是语言学。他积极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认为文字越简洁越好。这个观点，与鲁迅不谋而合。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６年，周有光受遣赴欧美从事经济工作，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跟着自学。就在那时，他写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

　　在北京参加文字改革会议后，胡愈之劝说他到京专职从事文字改革工作。周有光心动了，放弃了在上海的经济学工作，出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在知天命之年，他的“第二春”开始了。

　　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负责研究拼音化，第二研究室负责研究汉字简化。周有光研究世界各国文字，看看哪种文字更适合成为汉字拼音。在《语文知识》杂志上，他不断发表研究不同文字类型的文章，以便在广而告之后听取各方面反馈。与此同时，他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其讲义《汉字改革概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３００余年来汉语拼音字母的演进史和中国人自创拼音字母的历程。

　　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历时三年终于出台，当中有阻力有摩擦，但从多方面研究后仍得以确定。最终，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１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从１９５８年秋天开始，汉语拼音在小学里开始推广，万千人接纳的文化哺育，就是从学习拼音起步的。后来，周有光还受遣多次参加国际会议，深入浅出地解释《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背景与应用实效，使之获得国际标准代码，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周有光的“汉语拼音之父”美誉就是这么来的。其实周有光生前很不喜欢这个称呼。其子周晓平曾要求记者，“文中提到的‘汉语拼音之父’几个字务必去掉”，父亲“最反感别人这样叫他。他常说，汉语拼音搞了１００年，自己只是参与方案最终制定的几个人之一，不能叫‘汉语拼音之父’。”

　　至于第三春，那就离我们近了。２００５年，周有光１００岁了。１００岁的老人，能干什么？大概是晒晒太阳、看看报纸、喝喝茶，能生活自理就很了不起了。但在周有光这里，却俨然是人生新的开始，这一年，周有光出版了《百岁新稿》。这还不算，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他又连续出版两部著作。显然，即便上１００岁了，周有光依然心花怒放、笔耕不辍。这不是“第三春”是什么？

　　周有光的三个人生春季，春光自是美好，然而，也不免春寒料峭，有所争议。比如，有人认为，《汉语拼音方案》其实存在诸多缺点。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代大师，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可圈可点，在语言学特别是在汉语拼音研究上的贡献更是闪耀千秋。

　　以此送别周有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