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朗

　　新年伊始，辽宁省省长陈求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曝出重磅消息：该省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４年财政数据造假，２０１４年虚增比例高达２３％。此言一出，震惊中外，舆论哗然。对此，中央巡视组曾严肃指出，“在经济数据上，前一任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辽宁一位官员也说，辽宁不是在平地起楼，而是在坑底爬坡。我们不妨看看，辽宁数据造假这个“巨大的坑”究竟“坑”了谁。

　　坑害了百姓。统计数据直接关系民生，官员满嘴跑火车，不仅ＧＤＰ、财政收入等数据“大水漫灌”，连城乡居民收入、教育、医疗等数据也被篡改。“吹牛也要上税”，在分税制体制下，虚增的税收数额须按比例上缴，前几年辽宁因此平均每人多交税上千元；国家给辽宁的转移支付相应减少，降低了各级政府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最终损及民生。

　　坑害了企业。官员们希望数据做大，于是分解任务，伪造资料，“指导”企业数据注水，个别主政官员甚至在企业数据后面加个０。财政造假往往伴随横征暴敛，征税收费名目繁多，企业被盘剥榨干，难以存活，遑论发展。一个地区，只有党风清朗、民风纯正，客商才愿意投资兴业。当地恶劣的投资环境，使一些企业“敬而远之”。

　　坑害了官员。数据造假固然可以让官员面子好看，而且平添“政绩”，有助直上青云。然而，顾及面子会伤了里子，前人挖坑需要后人填平，辽宁财政收入一度两位数下滑，ＧＤＰ甚至负增长，并欠下近万亿元巨额债务，给经济发展、改善民生造成困扰，削弱了向心力，对政府施政和官员履职产生负面影响。官员造假行为一旦被发现，还会被绳之以法纪，深陷自己所挖的“大坑”之中无力自拔。

　　坑害了国家。外媒称，辽宁财政数据造假，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本已糟糕的声誉造成新的打击。换言之，辽宁的作假行为，为制造“中国崩溃”论的反华势力提供了口实。更重要的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统计数据是决策层分析形势、制定政策的基础，虚增数据一定程度上导致宏观经济状态失真，最终影响中央对地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

　　放眼全国，数据造假是个长期普遍现象，历年各省上报的ＧＤＰ数据与国家统计局的汇总数据相差几万亿，早就引发公众质疑。那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制止这种丑陋的“官场现形记”？

　　全面从严治党，修复政治生态环境。有一点值得一提，贪官王珉在辽宁担任６年省委书记，他主政期间，是辽宁数据作假最猖獗的年份，有的地方甚至把数字注水视作核心竞争力，数据功能被异化，成为某些官员邀功请赏的工具，那些坚持原则的干部反而成了另类，受到嘲讽和打击。新的辽宁省委、省政府公开承认财政数据造假，一手抓从严治党，一手抓经济发展软环境，随着一大批干事业、有担当的干部走上关键岗位，从政环境逐步趋好。

　　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经济增长实实在在。本来，辽宁的困局既是市场规律的正常作用所致，也是行政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发展步伐的必然结果，但一些地方政府不愿面对现实，走数据造假的歪路，只能是饮鸩止渴。新班子直面问题，天没有塌下来，反而通过把数据坐实，提出新的经济增长目标和措施，成为重振经济的契机，财政收入连续下滑两年多后实现转正，重振老工业基地雄风呈现新的曙光。

　　进一步健全政绩考核体系，彻底打破唯ＧＤＰ论。多年来，在对官员的各种考核中，ＧＤＰ价值体系依旧坚挺，有些地方主官不问情由便往下摊派指标，并把乌纱帽跟数字挂钩，不完成高指标就要“摘帽”“一票否决”，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官员们往往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辽宁某县委书记说：上级下多少指标就能完成多少指标，并且下什么指标都绝对能完成。因此，亟须打破“ＧＤＰ迷信”，让政绩考核指标跟政府职能转变同频共振，削减数据造假冲动，才能让干实事、做实账成为常态。

　　完善统计问责制度，对造假行为依法严惩。统计法明确规定，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财政数据造假是违法行为，严重者不仅应受党纪政纪处分，还要追究刑责。然而，多年来对此处罚多是象征性的，由于“数据出官”屡试不爽而成本极低，不仅为查处和纠偏带来难度，也使造假者产生侥幸心理。因此，必须将数据造假作为统计领域最大腐败来治理，让官员为造假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以此整肃、杜绝“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忽悠”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