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海清

    此前，据新华社报道，我国无户口人员上户口工作稳步推进，2016年，全国又有143.5万无户口人员登记上了户口。

    “黑户”（一般指没有户籍资料、户口卡、身份证的人）问题，曾经是社会治理的一大难点。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有1300余万人为“黑户”，约占总人口的1%，其中，约6成属于超生人员。本来户口登记是没有任何前置条件的，但一些地方为了推进计生工作，出台土政策，将计生工作与户籍登记捆绑，导致超生人员无法上户口，从而产生大量“黑户”。有人把这种另设前置条件，捆绑式限制、约束性的规定称为“卡脖子”政策。

    现实中，这种“卡脖子”政策并不少见。比如，建筑企业保证金，企业不交足保证金，就别想开工建设。曾经有一段时间，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名目繁多、数额巨大，给施工建设单位带来很大资金压力，而保证金拖欠不还等乱象更是让人困扰，极大约束了企业发展活力。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曾用“啼笑皆非”来斥责此类弊端，并强调决不能以信用名目增加社会信用成本。

    类似的还有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你要就业找工作，那就必须有职业资格证书；要资格证书，就得花钱参加培训。一时间，不少人望证兴叹。为降低就业门槛，激发市场活力，2015年3月，国务院发文取消了67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可是，海南省海口市最近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市内的装修从业人员必须办理诚信档案，前提条件就是要获得这些2015年就已经被取消的职业资格认定，引发舆论批评。从此事可以看出，有的地方对“卡脖子”政策还依依不舍。

    “卡不住脖子就掏不出钱”，这句老话不好听却“管用”。有人把“卡脖子”视为管理上的锦囊妙计，想方设法给人套“紧箍”，并不在意这种办法是否靠谱，是否符合情理，人们是否口服心服。确实，这种“卡脖子”政策，在一段时间是能够产生一定作用的：如果没有户籍限制，违规超生现象或许会更严重；没有保证金的约束，某些企业可能更加任性，违规经营情况愈发突出。但我们不能因为其“管用”，就忽视它的负面效果。就如将计生工作与户籍登记挂钩的政策，事实证明，这类规定顾此失彼，一系列负面效应使政府公信力付出很大代价。

    各类“卡脖子”政策的出台，往往有着这样那样的理由。像计生与户籍挂钩，是为了基本国策；名目繁多的建筑企业保证金是为了加大监管力度；实行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是为了提高从业者职业技能，等等。但事实上，“卡脖子”政策违反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有悖于科学性与合理性，相对于其有限的作用，消极后果更为严重。大量的“黑户”问题，既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形成了社会管理的“漏洞”和“死角”；各种保证金让企业不堪重负，举步维艰；过多过滥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提高了就业门槛，极易导致“就业难”。而且，“卡脖子”政策还会助推监管部门的懒政思维和乱作为现象。

    现代社会治理，提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体现治理手段的现代化。2015年12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颁布并实施，其中特别明确两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切实保障公民依法登记户口的基本权益。国务院还相继作出决定，整治企业保证金乱象，取消了67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这些措施不仅推进了相关工作的开展，更划清了跟“卡脖子”政策的原则界限。

    社会治理不仅要有良好动机、理想目标，还要有科学方法。社会治理手段越是科学精准，越能彰显政治文明与社会清明。可以说，那些“卡脖子”政策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它们淡然而退，渐行渐远，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不过，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某些特殊事项的前置条件也不可或缺，仍然要把牢关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要继续加大对失信者的惩戒力度，对那些有钱不还的“老赖”，严格限制他们出国、乘坐飞机等高消费活动。这些人，只有“卡”住他们的“脖子”才能“掏出钱”，对其实施“卡脖子”政策就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