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湾家谱抄本中的忻氏标注。

    林 鸥           

    又一次来到东钱湖边，湖光山色，令人悦目。这次探访是为了给“宋代就有忻氏居住于此”找到更可靠的证据。

    东钱湖边的忻氏，虽然崛起于明代中期，但500年后竟然已在陶公山下占半山之地，可谓“大公一条街”，彳亍三四里，一问路边人，家家都姓忻。据民国年间统计，这里的忻氏有3000户1万人之多。现在忻氏子孙不但遍布海内外，在上海就有8000人。偶遇忻姓者，问起籍贯，大多是宁波陶公山人。

    因为母亲姓忻，我也算是半个忻家人，我在10多年前开始寻访忻氏之根，碰到最多的便是东钱湖陶公山人。曾电话追踪到内蒙古，那里的一位忻氏族人自称是支援内地建设时过去的，祖籍宁波陶公山；又打电话问宁波陶公山忻氏始迁祖的原籍地福建南安，回答是当地无忻氏。再查询福建省有关忻氏信息，问到几个忻氏族人，先说是北方人，我心中一喜，以为有寻根的线索，再问才知福建的北方指浙江，这几个忻氏族人还是宁波陶公山人。

    再说20多年前，台州天台有个青年来到东钱湖一带打工，他意外发现陶公山上有不少忻氏的坟，而他也姓忻，于是回村和本族乡亲一说，这才发现原来他们一族是宋时从东钱湖陶公山迁去的。于是村里派人背着老家谱来寻亲，经过一番周折，见到了当时陶公村中对历史有研究的忻元良老先生。把两地家谱一一比对后，发现台州忻氏的祖先居陶公山时是宋代，现在陶公山忻氏的祖先来陶公山时是明代，两家家谱排行也不同，所以并不是同宗。

    不过，天下忻氏是一家，所以当1995年台州忻氏重修宗谱时，陶公山忻氏派代表前往送匾庆贺，还领回一部新修的《天台忻氏宗谱》。台州忻氏为表示要与故乡的宗族联宗，在重修宗谱中还新列排行，以与陶公山忻氏排行一致。

    但台州忻氏老家谱中传递出的信息，让一直坚持自己是福建南安来的陶公山忻氏族人有点迷惑了。

    据台州忻氏老家谱记载，忻氏是春秋时帮越王勾践复国灭吴的范蠡之后，当地还传说陶公山之名是忻氏所取。若这两条属实的话，足以改写春秋范蠡的传记和宁波东钱湖史。陶公村一些忻氏族人在接待各地游客时，也会讲一些范蠡和陶公山的传说。

    但民间故事要与历史文献相印证方是信史。我遍查宋元时的宁波地方志，并无陶公山信息，更无忻氏线索，只有南宋名相史浩的诗集中提到陶公山。但台州忻氏老家谱中的说法也不能轻易否定，我另辟蹊径，试着从东钱湖边有宋元老家谱的其他姓氏中寻找证据。

    于是，著名大族史氏的宗谱即在重点查阅范围内。自宋以来，东钱湖史氏是大族，一代名相史浩的后代更是遍布湖边，绵延千年。至清光绪年间，以史家湾史氏宗祠为大宗，人口最多，家谱最厚，《鄞东史湾史氏宗谱》有12本。

    一年前，我到上海图书馆查各种史氏宗谱，当时《鄞东史湾史氏宗谱》只有残存的6本，没有找到关于宋时忻氏的信息。一年后我找到《鄞东钱堰史氏宗谱》，才见到史浩的五世孙（即史浩之子史弥坚的曾孙）史冕孙娶忻氏为妻，并迁居陶公山。这成为现在史家湾史氏始迁祖的文献证明。再进上海图书馆，又在《四明史氏分支稿》中找到史冕孙“宋时自鄞城徙陶公山”的记载。

    这一次，我再到东钱湖边，正是为了寻访史湾史氏宗祠，同时想见见史氏族人是否还保存有老家谱。这可是史氏太公和忻氏太婆在史家湾的第三个文献证明。

    在史氏宗祠工作的史佩玉先生拿出其父史美发老人生前用朱笔抄录的小家谱，上面写明“史冕孙，配忻氏，封孺人”。这份小家谱，记录了史佩玉先生这一家20代人与忻家的种种姻缘，见此不由感慨万分。一年前，我写过《忻氏与史氏的姻缘》，当时对史氏所知不多。一年后，我又续写忻氏与史氏的姻缘，真是千年之缘，缘缘不断。

    史氏宗祠中一位老人问我，怎会对史氏有兴趣？我答道，我既是忻家外甥，又是史家外孙，血脉相连。

    因有家谱的传承，我求证了东钱湖边两支忻氏家族的聚居时代，同时还发现这两支忻氏家族因与史氏联姻，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了史浩的后人。

    东钱湖边，湖水相连，各家族间也如这湖水一般，难解难分。我在读谱中发现，除忻氏和史氏有姻缘外，北宋名相包拯的18世孙包垦也住东钱湖边，也娶忻氏为妻。另外一些姓氏老家谱中，也有与忻家联姻的记载。

    发现陶公山在宋代即有忻氏居住，应该说填补了宁波古姓氏居住史的空白，同时也证明了台州忻氏家族在宋代居住于陶公山的传说不是虚言。

    尽管现在还不知道在东钱湖聚居的这两支忻氏家族祖源在哪里，不过我相信凡走过必有痕迹，总有解谜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