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假冒茅台50年陈酿，利润比贩毒还高”，“10次你抓住了9次，有1次没抓住，他们都能牟取暴利”，全国政协委员刘平均日前表示，国家要加大对于假冒伪劣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犯罪成本，才能有效遏制不法分子的投机心理（3月8日央广网）。

    “假冒茅台50年陈酿，利润比贩毒还高”，这种对假冒伪劣产品暴利的描述，看似惊人，其实不必大惊小怪。现实中，暴利程度“比贩毒还高”的假冒伪劣产品，远不止一个“假冒茅台”。在网上搜索一下便不难发现，类似“假冒××利润比贩毒还高”这样的句式、标题，满屏皆是。媒体上也常看到这样的报道，“假冒保健品利润超过贩毒”“假冒伪劣食盐利润接近毒品”……

    大量假冒伪劣产品的利润何以“比贩毒还高”？除了其成本非常低之外，站在法治视角审视，更大原因显然还在于：囿于法律惩戒力度的不到位、不给力，制假贩假的违法成本实际上十分低廉——不仅与制假贩假所能获得的惊人暴利很不相称，也难以充分产生“以儆效尤”的法律惩戒效果，因为“10次你抓住了9次，有1次没抓住，他们都能牟取暴利”。

    依据《刑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入刑门槛是“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这意味着，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实际上是按危害后果论罪的“结果犯”，而非像“贩毒”或“醉驾”那样只要发生相关行为就会被追究刑责的“行为犯”（如据《刑法》，“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只要制假贩假金额不在“5万元以上”，就不会被追究刑责。一面是“利润比贩毒还高”，一面是制假贩假入刑门槛远高于贩毒，这种错位，不可能有效惩戒制假贩假行为，甚至会起到变相放纵的作用。诚如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日前撰文呼吁并指出的，应“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目前的局面“只会鼓励更多人前赴后继地参与制假售假！”

    针对假冒伪劣行为，此前国务院曾提出，要建立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相关法律也不乏规定，但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同样并不到位，“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远未真正建立。如《侵权责任法》虽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赔偿标准是什么、具体如何体现“惩罚性”，没有进一步明确细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规定了“价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标准，但惩罚力度显然欠缺——既然“10次造假1次没抓住都能牟取暴利”，3倍赔偿，如何体现真正的惩罚效果？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有效治理假冒伪劣、改变其“利润比贩毒还高”现象，必须尽快从刑事、民事等多个层面，进一步健全完善法律制度，大幅提高制假贩假的违法成本，确保那些疯狂逐利者不仅会被严厉追究刑责、面临“牢狱之苦”，而且还会面对足以令其“伤筋动骨”甚至“倾家荡产”的惩罚性巨额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