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王东京           

    对“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我深信不疑，可近段时间却总在想：既然创新是发展的动力，那么创新本身的动力由何而来？绝非多此一问，前不久在一个座谈会上有科技部门的官员也说：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如同汽车的两个轮子，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创新的动力问题。

    一语中的，这位官员点到了要害。是的，若不是创新动力不足，中央何必三令五申鼓励创新呢？不过仔细推敲，该官员的结论虽然对，但把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比作汽车的两个轮子未必恰当。其实，习近平总书记有个比喻更精辟：“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把这一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的点火系。”言下之意，是说科技创新需要体制创新去推动。

    更确切地说，是要探讨怎样通过体制创新增强科技创新的动力。要回答此问题，首先得弄清楚科技创新的主体以及不同主体的追求目标为何。对以上问题若不清楚，体制创新便无所适从。而不知道体制如何创新，当然我们也就无法通过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主体是谁

    学界通常认为，科技创新主体有三个：一是政府，二是企业，三是科技人员。不知读者怎么看，我的看法，政府是体制创新主体而非科技创新主体，政府可推动科技创新但不直接从事科技创新。企业与科技人员当然是创新主体，但两者的追求目标又有不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科技人员则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

    政府的创新动力从哪里来

    政府作为体制创新主体，创新动力从哪里来？有学者认为是来自对民族复兴的追求。这看法我赞成。鸦片战争后一百年，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凌辱，实现民族复兴确实是政府追求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赢得了独立，可之后三十年经济发展处处受制于人。1978年，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全国科技大会，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由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可见，政府当初推动改革，既有追求民族复兴的动力，也有落后挨打的压力。然而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问题在于，政府由各级官员掌控，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已越来越多地触及官员的利益，因此我担心政府的改革动力会弱化。不是杞人忧天。读者想想，中央为何强调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理解，就是提醒大家改革阻力在加大。

    为何企业不放手创新

    再看企业的创新动力。企业的追求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有利润最大化的牵引，照理企业应积极创新才是。可据我所知，时下不仅国企缺乏创新动力，民企也普遍创新不足。何以如此？我的解释，是技术创新有风险。经济学家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中曾将企业分为三类：风险偏好型，风险规避型，风险中型。现实中由于创新失败的概率往往高于成功的概率，而大多数企业又属风险规避型，这样创新不足也就不奇怪了。

    要追问的是，企业分为国企与民企。国企的创新风险由国家（或全民）承担，可为何国企不放手创新？思来想去，我认为问题出在企业绩效考核上。国企创新失败虽不用高管赔钱，但势必要影响企业当年的绩效。投鼠忌器，企业高管对创新难免患得患失。民企不同于国企，民企有创新动力，可民企由于缺乏风险分担机制，创新失败得由自己兜底，故对创新也往往会心有余悸。

    科技人员的创新动力来自哪里

    再看科技人员。科技人员的创新动力既来自他们的报国情怀，同时也来自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比如有人是为了发表论文评职称，有人是为了申请专利获大奖，有人是为了分享成果转让的收益。但无论出于何动机，科技人员都不会缺少创新动力。官方数据说，我国专利申请连续五年居全球之首，年均超过100万件；到去年年底我国专利拥有量已超过100万件。两个100万足可佐证这一判断。

    增强创新动力的重点是什么

    由此看，增强创新动力，重点是在政府与企业。前面说过了，政府是体制创新主体，而且体制创新要服务于科技创新，为表述方便，让我先说国企与民企，然后再说政府。增强国企创新动力，我认为关键是要让国企高管有动力。有两招：一是将技术创新（如研发投入）作为企业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二是对高管采用“工资+期权”的薪酬机制：工资与年度绩效挂钩，期权与整个任期的创新收益挂钩。

    怎样推动民企创新？据上文分析，民企创新不足是因为没有风险分担机制。这是说，只要有人肯为民企分担风险，民企一定会大胆创新。问题是这种风险分担机制怎么建？我想到的是开放创新板市场。众所周知，纳斯达克（创新板）对推动美国技术创新居功甚伟，而英国1995年也开放了创新板（AIM）。别人有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听说上海正在紧锣密鼓试点，是好消息。晚开不如早开，应该尽快推开。

    最后再说政府。行文至此，我想读者其实已经清楚了如何创新体制，现在的难题是谁来推动。最近社会上有一说法，认为时下有些政府官员不思改革与高压反腐有关。这看法肯定是错的。某些官员缺乏改革动力是事实，但并非因为反腐，而是改革触动到了他们的利益。以往机构改革如是，今天审批制改革也如是。正因如此，我认为体制创新要由中央顶层设计，靠中央的权威自上而下推动。

    （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校长）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