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日前，济南朱女士向媒体反映，自己单位规定员工什么时候生二胎有时间表，一年两个人，朱女士被排到了2020年，但由于已接近高龄产妇，朱女士选择去年生孩子，结果被单位罚了两千多元钱和七个月的绩效。单位负责人表示，朱女士没打任何招呼，提前怀孕，是不讲诚信（据4月28日澎湃新闻）。

    在早已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当下，朱女士还要遭受单位的“生育计划”制约，因此被罚款，并被扣上“不讲诚信”帽子，这样的遭遇令人哭笑不得——究竟是谁真正“不讲诚信”？笔者认为，朱女士所在单位制定的“时间表”，实际上是完全违法的，既违反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的“全面二孩”政策，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等条款。而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语境下，显然不可能一面违法，又一面“讲诚信”，所谓“守法就是最大的诚信”。也就是说，无论从落实“全面二孩”政策，还是维护女职工劳动权利的角度来看，这种“没按单位时间表生二孩便被罚款”的情况，实际上是一种既违法无效，也“不讲诚信”的做法。朱女士不仅不应受到“不讲诚信”的责难，而且完全可以依法追讨自己被非法剥夺的工资奖金。

    当然，尽管朱女士单位的做法既不合法，也无诚信可言，但从现实来看，又不得不承认，其之所以这么做，确实具有某种可以理解的“无奈、不得已”成分。正如该单位负责人诉苦，“单位一共25个人，2个男的，剩下的都是育龄妇女，扎堆的话，单位就没法运转了”。

    一面是必须遵守和尊重的国家政策和女职工合法权利，一面是“都去生孩子单位没法运转了”的现实困境，这种“两难”困局，所暴露的问题是：尽管“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早已写进了国家法律，但现实生活中还远没有一个真正“生育友好的制度环境”，让人们无后顾之忧地“愿意生”“能够生”“敢于生”二孩。此前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也表示：“经济压力、就业歧视、养育难题等现实问题使育龄夫妇想生又不敢生，女性产后再就业难，职业发展受影响，生育的边际成本大。”

    想改变这种二孩生育困局，创建“生育友好的制度环境”，显然不仅是用人单位的责任，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公共责任。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阐述，“养育子女是男女和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使妇女不致因为结婚或生育而受歧视”。就此而言，要想避免“没按时间表生二孩便罚款”等现象，既考验用人单位是否“讲诚信”，也考验着政府自身的诚信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