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晓慧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熏风。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名月霜天高。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春花秋月皆美景，有书相伴，其乐无穷。读书的乐趣或许真的只有真正喜欢阅读的人才能体会，才能乐在其中。苏州文化名人王稼句先生这本散文集就套用了宋人翁森《四时读书乐》的诗名作为书名，来自娱娱人。

    《四时读书乐》中所辑的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名人和苏州的渊源；第二部分为书人书话，提到了周作人、俞平伯、徐志摩、叶圣陶等20世纪的文学健将；最后一部分内容最“杂”，有介绍《浮生六记》人物和伪作的，有讲解秦桧遗墨在后世的待遇的，还有推敲柳如是的画影图形到底与真人有几分相似的……作者行文没有固定的框架，有话则长，洋洋洒洒，引经据典，不放过历史罅隙处的幽微细节。无话则短，言简意赅，直抒胸臆，有幸有憾，皆是过往岁月中珍贵的吉光片羽。

    王稼句先生学问驳杂，在当地的名气很大，坊间传闻，如果你想写信给王先生，写“苏州王稼句”即可。这就和当年写信给大文豪雨果，只要写“法国，雨果街，雨果收”，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这个传闻的真假难以确定，王先生是个名不虚传的“苏州通”却是定论。该书第一辑中的那些故人故事看上去是闲笔写来，无甚奇特，但云烟往事易流逝，白云苍狗，时光漫漶，若不是有爬梳故纸堆的功夫，作者焉能如此精细地捕捉到苏曼殊、钱基博、朱自清、沈从文、田汉等文化大家在苏州的清晰身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年方20岁的苏曼殊来到苏州，为包天笑画过一幅“扑满图”（“扑满”即储蓄罐）扇面。这本是常见的婴戏图题材，但苏画“扑满”用意深沉。周作人先生一生只到过一次苏州。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念书时，无意中看到一本常熟地区出版的《女子世界》杂志，就写了两篇稿子投过去。一篇为《说生死》，以明清以来的历史为例，阐述“惧祸也深，受祸也深”的道理，乃作者早期朴素唯物主义生死观的体现。还有一篇是《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先生觉得“20世纪之女子，不尚妍丽，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算得是妇女解放的先声了。钱基博是钱钟书先生之父，他曾应邀游览苏州邓尉山，归后写了一篇《邓尉山探梅记》，是记叙老苏州昔年烟景的佳制。最好玩的大概要数朱自清先生了，1936年他从北京回故乡扬州，中途在苏州停留，去拜访了老友叶圣陶。叶圣陶的《假山》一文对此事有过记载：“佩弦到苏州来，我陪他看了几个花园，花园都有假山，作为院子的主要部分，假山下大都是荷花池，亭台轩榭之类就环拱着假山和池塘布置起来。佩弦是中年人，而且身子比较胖，却还有小孩的心性，看见假山总想爬。”

    书话部分评书、评人，也评文化和历史现象，很能显出作者精深的考据功力。《知堂晚年的文章》说周作人先生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来后，回到了“苦雨斋”，翻译之余，写了不少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先生没有做自我辩护和忏悔，只说：“古人圣人，教人要自知，其实这自知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还说：“譬如一个旅人，走过许多路程，经历可以谈谈，有人会说讲你的故事罢，也就讲些，也都是平凡的事情和道理”。及至晚年，“平凡的事情和道理”就是看书的感受，名物的摭谈，风俗的笺说。到此，他的文字愈加圆熟有味，技法愈加炉火纯青，情怀则走向了“淡”和“闲适”，有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况味。另一篇谈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文章也给笔者印象甚深。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社会和文化的启蒙时，旧时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还很受市民阶层欢迎，但新文学家们看不惯这些，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便丝毫不留余地，大骂通俗文学家为“流氓文人”“无聊小说家”“文丐”。其实，今天我们回首这场文学市场争夺战，会发现里面固然存在观念上的差异，但也夹杂了不少属于历史复杂性和时代局限性的因素。诚然，“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因受商业化冲击，存在粗制滥造现象，可一棍子打死也有失偏颇。何况，《啼笑因缘》《秋海棠》等作品未必就没有包含家国乱离之恨、民族奋起之心。

    人生甚短，开卷甚益。王稼句的《四时读书乐》是爱书人写给爱书人的一本书，其中真味，爱者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