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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房产、汽车外,手表、珠宝等名品也可作为典当质押物。 (徐展新 摄) |
数量减少、利润微薄、各自为战、缺乏配合……作为特殊的类金融机构,典当行在宁波的大街小巷艰难地生存着。逆境之下,90余家典当行近500名从业人员开始探索转型升级之路,通过差异化竞争和抱团合作为行业“正名”—— 本报记者 徐展新 宁波典当业“亏”字当头 辉煌时期的典当业,是遍布大街小巷、惠及千万人生活的重要民间借贷组织。清代康熙年间,全国典当行数量超过2万家。拥有“现代金融鼻祖”称号的古老行当,如今却顶着“夕阳产业”的帽子艰难前行。即便在民间财富丰厚、商业氛围浓郁的宁波,典当业也是萎靡不振。 据市商务委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全市拥有典当行91家,从业人员449人,资产总额13.86亿元,负债总额0.58亿元,行业规模持续缩小。今年第一季度,甬城典当行交易笔数1.17万笔,发放贷款总额6.79亿元,两项数据均较去年有所下滑。“在金融机构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我市典当行却普遍经营困难。粗略统计,我市三分之二的典当行面临亏损或关停,三分之一的典当行利润微薄。”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第一季度,全市典当行累计净利润为-157万元,形势已相当严峻。 近年来,宁波大部分典当行奉行“单打独斗”的经营法则,致使行业内部出现两极分化。大部分典当行的注册资金为500万元至2000万元,少数行业龙头企业的注册资金则超过5000万元。“宁波典当业历史悠久、特色鲜明,数额小、利息高的名品典当成绩斐然。”曾任浙江省典当行业协会秘书长的孔舟航十分感慨,“然而,典当行之间缺乏配合,固有的缺陷不断放大,自身的优势被埋没。” 特殊行业的“尴尬”处境 “典当业的生存困境,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孔舟航表示,我国的商务系统十分庞大,典当业的总量较小、利润微薄,并且在功能上与小贷公司、P2P机构产生重叠,较难获得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外,典当业是由商务部和公安部联合管理的特殊行业,部分工作涉及公众安全,甚至牵涉刑事案件,为行业的规模化发展带来了障碍。 行业自身的局限性压缩了成长空间,外部环境的冲击阻碍了前进的脚步。“典当业的复兴离不开法律武器的支持。目前,我国典当业遵循2005年颁布的《典当管理办法》,许多规章制度已与现实脱节,为典当行的经营带来了困扰。”孔舟航告诉记者,按照十余年前的管理办法,典当行的股东股权转让受限,当物选择受限,登记地点受限,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必须经过双方签收和公告确认,大幅降低了办事效率,让有需求的企业和个人“敬而远之”。 典当业的“尴尬”不止于此。在运营过程中,香溢融通类金融宁波事业总部副总经理欧习奇渐渐察觉到典当业的定位矛盾:“典当业具备金融机构的部分特征,却无法公开融资,只能依靠企业自身的资金积累来维持运营,致使经营风险增加。” 高风险往往和高利息并存。《典当管理办法》规定,动产质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不得超过当金的42‰,房地产抵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不得超过当金的27‰,财产权利质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不得超过当金的24‰,典当行的各项质押利率比普通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高4倍以上。“模糊的定位和高昂的经营成本为典当行的经营带来压力。”欧习奇说。 差异化竞争,“抱团”自救 面对重重考验,甬城典当业如何“自救”?近年来,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发展势头迅猛,典当业日益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大浪淘沙之后,存活下来的典当行正逐步改善经营状况。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全市典当行净利润仍为负值,但已经显露复苏的苗头。“逆境背后往往潜藏着希望,典当业需要找到一条个性化的复兴之路。”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赎楼贷、车商贷、招标保证金贷、拍卖贷……形形色色的新产品展示了典当行的差异化竞争思维。欧习奇认为,典当行必须寻找社会痛点,发挥灵活性的优势,将业务延伸到金融机构无法触及的领域,可以与拍卖行合作解决不良资产,或将应收账款纳入质押物的范围。 在改进自身业务的同时,甬城典当行还积极“抱团取暖”,谋划建立行业协会。据了解,在5家发起单位的推动下,宁波市典当行业协会将于5月下旬成立。“目前,全国各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都建立了典当行业协会。甬城终于搭上了这趟末班车。”为了推动家乡典当业的发展,孔舟航接受邀请担当宁波市典当行业协会的顾问。他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宁波典当行的自律性较强,一旦实现紧密合作,将有效减轻自身经营负担,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此外,部分经营者正在尝试典当资产的证券化之路,不断增加资产总量、提升资产质量,为可能出现的上市机遇作准备。“香溢融通是我市唯一国有控股的典当企业,已在2005年拓展典当业务之前成功上市,有‘宁波典当第一股’之称,可以为中小型典当行的证券化提供帮助。”欧习奇表示,典当业并非走投无路。走出谷底之后,典当行终将看到复兴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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