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朱舜水纪念堂的崇孝祠外景（方其军 摄）

    方其军            

    余姚的四位先贤里，朱舜水走得最远。印象中的严子陵，在富春江钓鱼；王阳明纵横华夏，在江西的一条江上陨落，最终归葬故土（余姚旧属绍兴府）；黄梨洲最近，在陆埠化安山的龙虎草堂写着千古文章，然后在近旁自掘生圹。真正背井离乡的，就是朱舜水了。那些年月，清军入关，朱舜水四处乞师相抗，然大明终究大势已去，在最后一次东渡日本时，朱舜水也就断了念想。不愿在清朝做遗民，而在日本当了“移民”。

    不妨设身处地感受朱舜水的心境，有家难回、流落异国，壮志未酬、身无分文，何况，当时的日本“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朱舜水起初在日本并不受优待，如不是一位学生的鼎力相助，恐怕很快就被驱逐或饥寒而亡。可以想象，一个人处于远离故土的困境中，对家乡山河的挂念会有多么深沉。朱舜水的“舜水”二字，正因家乡的姚江也称舜水而取，以示对家乡的怀想与铭记。我相信，在某一个深夜，朱舜水可能动过回家的念头，但当晨曦沾染窗棂，他的目光依然坚毅。

    朱舜水或许不知，在他切齿痛恨的清朝，他的同宗同族依然活得不赖。的确，无论风雨，生活终将继续。朱舜水是姚江一本堂朱氏“老三房”支的八世孙。在他故去后的许多年，时至清末，“老三房”的后人在龙泉山南麓、姚江之畔建了一座宗祠，名为“崇孝祠”。朱舜水有灵，也许会渡海沿江，在月影婆娑间，轻轻推开崇孝祠的门扉。万籁俱寂，唯有“吱呀”一声，就是永恒。

    我时常经过北滨江路，也时常上龙泉山休闲，但对于近旁的崇孝祠，我总不敢轻易踏入。尽管，那里现在已更多地被称为“朱舜水纪念堂”，是一个面向社会开放的公共场所，但我的敬畏之心仍旧束缚着我的脚步。假如带着俗世的尘嚣突兀闯入，恐怕会惊扰了在那里习惯宁静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然而，在黄昏将至的某一天，姚江上倒映着彩霞，一只白鹭轻盈地自江面翩飞，又落在江岸的樟树枝丫上。白鹭的巢穴不会筑在这里，但白鹭需要暂停与休憩。就像朱舜水的客居远方。我的心弦在那一刻被拨动，突然觉得，该是时候去端详近在咫尺的崇孝祠了。

    那光景，恐怕已过开放时间。我尝试着推了推门，门是虚掩的。我轻手轻脚步入头门，哦，四下无人，周遭阒静。门外数米之遥，是车水马龙。门内一步之后，就是百年前的胜境。青砖黑瓦、树荫蓊郁，偶尔几声清亮鸟鸣，像是在提醒我，无论世界怎么变化，有些事物是恒定的，比如，鸟儿的歌喉，仁者义士的担当，人与故土的血肉相连。比如，崇孝祠中的“孝”字。

    崇孝祠坐北朝南，依山势而建。门厅为两层五开间楼房，正门前高悬“崇孝祠”匾额。穿过门厅，可见较陡的石阶，往上便是第二进正厅，抬头即见“胜国宾师”四字巨匾。据说这里原是祭祖的正堂，现辟为朱舜水先生史迹陈列，展示诸多文献资料，包括朱舜水在余姚与日本两地的遗迹图录，日本友人回赠的相关图像、墨迹、书籍等文物。后厅原称为“奉先楼”，相传是“老三房”后人供奉祖先的所在。舜水先生，可曾归来？

    我的朋友朱炯是姚江朱氏后人，虽非“老三房”支系，但对姚江朱姓多有钻研。我与他聊及崇孝祠，他抄给我一段文字：“据家谱和《余姚县志·列传》记载：朱宗鼐号龙岩，以孝著，方积雪，父思食笋，宗鼐越四十余里，至冠珮山，刨冰雪得之。父患恶疾，宗鼐遍求能者治之，不愈；祈之神，又不愈。乃刲股煎汤以进，父未下咽，两目醒然，曰：吾适见老人馈吾药，果谁为者。疾遂愈。”

    崇孝祠的祠名，点明“孝”对于姚江朱氏应是精神要义。龙岩的事迹在社会上广泛传扬，更成为家族中“孝子”的榜样。推及朱舜水，他对家国之忠烈，其实是一种大孝。在日本传授中华之文明，也是一种大孝。想当年王朝更替，在朱舜水的千愁百结里，估计是担心过中华文明会因此而断层。如此，当受聘水户侯德川光国被尊为“国师”，他倾其所有向日本子民传道授业，不仅是通常理解的为回报“知遇”，更是要为故土旧国尽上“大孝”。

    我在崇孝祠徘徊良久，天光将暗，身影渐淡，但另一种明亮始终不熄。凝望舜水先生的画像，其人格之伟岸、行事之磊落，日月昭昭啊。我抚触崇孝祠的墙体，感受得到支撑的力量。中华的精神厦宇里，某一些根本的要素永远是不可或缺的支柱。其实，任何一个人，不管走得远近，只要秉持某些可贵的品质，他一定离祖先很近，离万家灯火很近，离“人之为人”很近，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