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群

    范伟国在电话里与我约定在一家影院门口见面，说要送我一本刚出版的新书。我心里是欢喜和期待的。我与伟国兄做过五六年同事，那是30多年前，还在宁波日报社旧址厂堂街12号。

    记忆中，他蓄一头长发，嘴边荡着笑意，与人说几句，脸一仰，习惯性地甩一甩长发，随后帅帅地顺手一捋。大老远我就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向我招手，定睛一看，正是范伟国。还是一头长发，还是标志性的“用手一捋”，但长发已变成根根银丝。我顿时有些感慨，感慨的倒不是“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而是岁月虽然改变了容颜，但改变不了他当年的那股潇洒范儿。

    范伟国生于1951年。对于这帮“50后”大哥哥，我总有一些唏嘘。当他们出生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当他们长身体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上学时，碰上“文革”；该工作了，又开始“上山下乡”……特殊的成长背景赋予了“50后”一些共同的性格特征，比如吃苦耐劳，比如勤勉上进，比如沉着坚毅。

    我惊异于他的坦诚，书一开头就披露了“自己3岁时父母离异”的身世。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这不是易于启齿的事。显然，范伟国把读者当成了朋友，决定来一番“掏心掏肺”。我一直信奉真诚为写作圭臬，于是觉得这个头开得不赖。

    书开头，他讲了一个“白帆布球鞋的故事”。读小学五年级时，身材高挑的范伟国进了班级篮球队。球队里有同学穿上了一款时髦的上海产白帆布球鞋，他心痒难熬，于是省下大饼油条钱，好不容易凑足钱，跑到东门口“老三进”，买来一双白球鞋。妈妈发现新鞋，怀疑儿子做了小偷，给了他一记耳光。等弄清原委，母亲内疚地抱住儿子，但仍执意叫他退掉鞋子，理由是“我家没有条件穿这么贵的鞋”。见儿子不答应，母亲哽咽道：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一点都不知道苦难！听罢，范伟国乖乖去了“老三进”。“一点都不知道苦难”，是当年许许多多母亲的口头禅，现在的孩子恐怕很难理解那声责备里所蕴含的辛酸了。

    尽管在单亲家庭里成长，但范伟国并不缺少爱的滋润和生命之初的教养。他在书中写道：老妈上了四年小学就读不起书了，但或许是家族基因的关系（他母亲是天一阁范氏第20代子孙），母亲一直喜欢读书。“当时家里装的是最节能的3支光小灯，由于工艺不过关，灯一开变压器就会嗡嗡作响。小时候每每半夜醒来，就会看到老妈肩倚门框低头看书的背影。”

    都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即便成家立业后，这所学校仍未停止对范伟国的管束。“我常常将白天在单位看不完的报纸拿回家来看，有时老妈来我家看见了，她就浑身不自在，盯在我后面说，你这样把公家的报纸拿回家，没事吗？我说看报是工作，将工作拿回家来做，领导知道了应该表扬我呢。她会接着说：那你看完后就拿回去。”

    范伟国18岁去农村插队，在那黯淡沉闷的5年中，他没有颓废、沉沦，而是艰苦地适应劳作，努力读书自学。“记得刚插队那几年，我年年冬泳，从高高的桥头一跃而下。”他要让冰冷的河水砥砺青春意志。几年努力后，他考取了大专文凭。1980年进入复刊不久的宁波日报社，成为一名财贸记者。

    从一名知青，到中国最大报纸《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从一个单亲家庭的苦孩子，到厅局级干部，范伟国的人生历程本身就是一个励志故事。《海上语丝》中的不少文章，是范伟国的生活感悟，你完全可以把它们归入“心灵鸡汤”一类，但一个有着丰富人生体验，又耽于思考，而且习惯以平民视角关注现实的老记者端出的“鸡汤”，一定会别有风味。

    他这样看待酒——很多事情只有在酒桌上才能谈定。喝酒后，人就处于一种兴奋与松弛的状态，警戒、提防之心就会少很多，通融、变通的思路就会活跃很多，自然犯错误的机会也会增加很多。酒桌是个舞台，学识、修养、品性得以集中展示。需要提醒自己的是：你看人家，人家也在看你，小心别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他调侃自己的职业——上联：一名记者两部手机三餐不定只为四千工资弄得五脏俱伤虽已六神无主却还得七点起床八点上班找九个选题十分辛苦。下联：十年编辑久坐案头八方约稿需要七窍玲珑忙得六亲不走即便五官老矣但仍要四体勤快三审校稿为两个铜钱一生清贫。横批：我的一生。

    他的处世哲学——一个人新开了一家包子铺，一条狗叼走了一只鲜肉大包跑了。这老板看到了也不去追打，旁人很为不解。老板说，我去追打什么，你与狗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他不隐瞒自己的死亡观——据说，大象知道自己的寿命。在它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就离开象群，自己走向神秘的象冢，默默等待死神的眷顾。当人类知道自己无力回天时，就学学大象吧……

    走过那么多路，见过那么多人，范伟国的人生经历是一座富矿。12年前第一本小册子出版时，他就说过，写作是一生的陪伴，他要让文字来延续自己的生命。期待他写出更加厚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