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 野

    2002年秋天，我去北京参加一个专业会议。当天晚上，我们十来个人相约到住地附近的酒吧聊天。

    在座同行中，最年长的是来自上海的新闻编辑胡先生。胡先生是“老三届”高中生，曾到黑龙江支边，1978年30多岁时迈入大学之门，再过五六年就要退休了。他的故事让我感到特别亲切，因为我也是那年参加高考的，我的不少大学同学都有他这样的经历。这让几个年轻记者感到吃惊，显然，他们无法理解为何出现如此奇异的情况。

    1976年，“文革”结束，次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允许所有在十年“文革”期间毕业的历届初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这其中就包括1966、1967和1968年毕业的“老三届”高中生，他们毕业时正好赶上“文革”开始，大学梦断。恢复高考，对于包括“老三届”在内的历届初高中毕业生来说，都是一次改变自身命运的重大机会。但他们的加入，于我们应届毕业生却绝非好消息，这意味着，我们将与过去12年所累积的所有毕业生们同场竞争，其中的“老三届”们占有明显优势，因为他们在“文革”前基本完成了正规的文化课程的学习，基本功相当扎实，远非那些在“文革”十年间，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时上学的初高中生们可比。

    那年，我正在浒山中学（慈溪中学前身）读高中。面对突然来临的高考，我们才深切感受到之前学业荒废的痛楚，而那些成绩出众者理所当然成了学子们崇拜的偶像。

    当时，教我们物理的是位姓戎的代课老师，30岁左右的年纪，鼻子架副度数很深的眼镜，说话慢吞吞的，带着浓厚的慈溪东部口音，看人时一脸冷峻。在我们同学中，流传着戎先生的不少说法，据称他祖父在民国时期当过大官，特别重视子女教育，戎先生本人特别有才，读书成绩数一数二。1966年，戎先生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之后其家乡兴办中学，因找不到合格的老师，无奈之下只得让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戎先生代课，最后，其竟被县城的中学看中。

    当时，为准备高考，学校经常进行各课程的模拟考试。各地学校还相互交换测试卷子。每次试卷下来，戎先生都会拿上一份。他点燃一根劣质烟，随意瞄上两眼，然后快速答题，数理卷几乎每次满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戎先生那年报考的是文科。年底时，成绩揭晓，他获得全宁波文科第一（也有人说是第二）。但当时仍强调政审，戎先生因出身成分而未能被录取。

    或许对此结果早有预料，戎先生很是淡然。转眼就迎来了1978年的第二次高考。有一天，《浙江日报》报道了戎先生考得高分，因家庭出身问题而无缘大学的遭遇，戎先生一时间全省闻名。之后，便有消息传来，上级部门明确要求，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应一视同仁。

    此时，在浙江中西部的丽水城，我的表哥正经历着与戎先生完全相同的遭遇。1957年，表哥的母亲，也就是我姑母被错划为右派，被从杭州下放到丽水。“文革”时期，表哥读了两年民办高中，之后便到建筑队打工，还当过锅炉工。表哥天资聪颖，又极为勤奋。1977年，他参加了第一次高考，获得丽水地区第15名的成绩，但最后未能过政审关。次年，表哥终于获得再考机会。

    1978年7月6日，一个酷热之日，我和我的物理老师戎先生在慈溪，我的表哥在丽水，在同一个时间走进了考场。我报考的是文科，戎先生和表哥报考的是理科。一个多月后，成绩揭晓，我有幸成为慈溪应届毕业生中的文科头名，而戎先生的成绩则名列全宁波理科生之首。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戎先生先报考文科，后报考理科，皆名列全市前茅，如此富有传奇色彩的结局，理所当然成为当时慈溪甚至整个宁波的大新闻。戎先生似乎总在制造意外，当时他填报的第一志愿竟然不是北大、清华，甚至不是浙大，而是杭大。后来，有关方面公布了一个数据，当年全国有1000多万人报考，录取率不到5%。

    当年国庆过后，我和表哥相约在同一天到杭大报到，我在中文系，他在物理系，那位戎先生竟成了表哥的同学，也是班里年纪最大的一位。我就读的78级中文系，共101个学生，堪称全省12年所积累文科生的精英，其中大多数人有过支边、支农、到部队当兵等经历，有的早已成家，而与我年龄相仿的60后应届生仅20来人，同学年龄最大者与最小者，刚好相差一倍。

    如今，我表哥已是浙江省有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有一次他来宁波讲学，晚饭后我陪他在江边散步，看着夜色中一闪一闪的江水，不禁感慨岁月流逝之疾。我们聊起了戎先生，表哥告诉我说，戎先生基本功扎实，为人和善，被同学们称为老大哥，现已正式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