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厘子

    在上海福州路的古籍书店购得新书《钱杨摭拾》一本，封面正中印着烫金的书法体“钱杨”二字，古拙有趣，旁边一行小字是副标题：钱钟书、杨绛及其他。书名既称“摭拾”，便可知此书大约是掌故考据类的著作。作者黄恽是著名的掌故学家，长期致力于苏浙一带文史资料的钩沉发掘，熟稔民国时期的各类掌故。

    作者在自序中介绍，《钱杨摭拾》是其阅读钱钟书、杨绛，兼及钱家和杨家众人文章和行迹的一本掌故笔记。钱杨夫妇的大名谁人不知，“钱学”更是当代显学，研究者多如过江之鲫。黄恽先生也正是看过太多以往的“同类文章”，所以另辟蹊径，在本书中着重写些鲜有人说起的钱杨人事。这里所说的“钱杨”，不单是指钱钟书与杨绛这对学者夫妇，更是围绕钱杨两人的诸多亲友细细展开。薄薄的一册小书，不过12万字，但作者自谓“十余年来，所得仅此”，可见写这些文章是花了大工夫、下了大心血的，绝非粗制滥造。尤为难得的是，后世的研究向来“重钱轻杨”，这本书却能对半开，上辑“谈钱”，下辑“说杨”，将钱杨等量齐观。

    钱杨两家人物中，钱父钱基博与杨父杨荫杭是当时声名卓著的大人物，所以该书对这两位亲家公的事迹描述自然首当其冲，还有着墨甚多的就是杨荫杭的胞妹、杨绛的姑母、特立独行极具个性的杨荫榆女士。杨荫杭是名律师，杨荫榆是大学校长，显然都是当时新派的知识分子，而钱基博是古文家，是位道学气十足的老派学者，在子女的教育理念上，钱杨明显不同。

    我在无锡上大学，也曾拜访过钱钟书故居，当然对无锡当地引以为豪的钱氏父子了解得更多些，知道钟书先生受其父影响甚深。看了本书，更觉良好的家风家训，确实可以代代相传，让子孙后代受益无穷。书中提到钱基博先生本人从小就家教甚严，据他自己说：“父祖耆公以家世儒者，约敕弟子只以朴学敦行为家范……而戒基博杜门读书，毋许入学校，毋得以文字标高揭己沽声名也！”等他也为人父后，同样对儿子严格要求，每每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我认为这本书里最珍贵的史料就是收录了钱氏父子的两封书信，即《愉（谕）儿钟书札两通》。第一封信中写道：“然儿勿太自喜！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然何以副父师之教，不负所学，则尚待儿之自力！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独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沈潜远不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人为愧！”第二封信中又写道：“父母之于子女，责任有尽，意思无穷，况儿聪明早慧，我所厚望！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尤心慰！清识难尚，何如至德可师！”两封信的末尾，钱父都署名“哑泉”，再联想到他给儿子取字“默存”，其中的深意，真是不言而喻——这是多么好的家教！黄恽对此分析认为，“毫无疑问，作为父亲的钱基博对儿子钱钟书是满意的，但为父者自然不能跟着别人一起光竖大拇指，那个时代的人还没有受过如今的心理学教程，不会以廉价的欣赏和夸奖来对待儿子的，钱基博对儿子的满意是在心里，嘴上不露，不但不露，还要教训几句，有些像《围城》中方遁翁的做派。”

    严父诲儿不倦，使得钱钟书除了继承父亲的观点外，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也与新派人物迥异。他一生游走于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但究其实，还是一个旧派文人，其成就比之乃父堪称“克绍箕裘，后来居上”。

    父亲用书信的形式教育子女，最为当代中国人所熟知的莫过于《傅雷家书》，而傅雷生前，恰恰就是钱钟书的挚友至交。现在，我们又读到了更长一辈的学者钱基博老先生对儿子钱钟书谆谆教诲的家书，从看似文绉绉、透着学究气的字里行间，真切感受到优良家风之重要，也体味到这对父子大学者之间的浓浓亲情。